马克思的理性主义国家观及其法的正义批判

作 者:

作者简介:
张文喜,中国大民大学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北京 100872)。

原文出处:
教学与研究

内容提要:

《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是马克思世界观转变过程中的重要文本。长期以来,在法哲学的特定领域,我们考察了马克思对黑格尔有意在伦理意义上将国家神圣化进行批判及其私人利益与国家理性之间的冲突。由此呈现马克思所说的关于物质利益问题的“苦恼的疑问”,但这个疑问的进一步和具体规定是穷人的需要与富人的财产诉求的冲突。国家在法理上无法整合穷人的习惯法与贵族的习惯法所包含的内容。问题的暂时解决并不取决于为穷人的需要在法理正义上的批判,而取决于这个疑问所必然展现出来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方面的逻辑展开。


期刊代号:A1
分类名称: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
复印期号:2014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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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3)10-0037-08

       马克思的正义批判与当代正义理论所主张的正义,其“正义的”这个谓词根本不同,并且很难说与其通常含义还有什么一样的。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经常遇到这样一种情况,即当人们往往只在传统哲学的范畴体系中对这一概念进行理解时,马克思说的却与传统哲学家是截然不同的。后者是关于正义的伦理政治和社会哲学的传统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从“实然”之中寻求“应然”,相反,前者则是关于正义被超越了的历史哲学观点,意味着置“应当”于不顾。赫勒曾经指出,“马克思因此将‘应当’剔出史前史(在那里,‘应当’是无用的)和现实的历史(在那里,‘应当’是多余的)”。[1](P113)在此,关于“得其所得,得其所应得”的观念在许多不同的社会关系中是作为正义合宜的规约原则而出现的,但是,能否以特定的方式,将马克思本人的正义观,归入这种特定的思维或正义原则的框架,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也就是说,马克思的正义观与当代正义理论有着根本的差异。因为,即使像“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也并不是一个关于正义的原则。更准确地说,只有当它被放置到当代正义理论框架中由此得出结论,每个人的需要都被平等地承认,它才是一个关于正义的原则。但是,马克思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这个原则可以依照当代正义理论来理解。由此可见,马克思的正义批判是一回事,当前流行的对马克思关于正义的原则的阐释是另一回事。我们重释马克思《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的法的正义批判需要这种先行理解。

       一、在马克思看来,法的正义是对法的价值的批判

       我们为什么关注法的正义价值批判?我们认为,在许多不同的社会关系中,“得其所得,得其所应得”主要是一个法的理念(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讲,近代法哲学,一提到正义便将其固定于法权框架中,有其必然的理由。因为,在社会关系普遍通过立法来调整的情况下,这一领域存在各种各样的正义问题。然而,在我们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很少有人关注法的正义批判问题。我们如何对这种忽视予以解释呢?我们的看法是,虽然当今马克思哲学研究者完全可能公正地对待马克思哲学的“得失”,但他们没有特别想要阐述一种关于马克思的法的正义批判学说。他们关心的主要是社会正义的可能性问题,以便在较长的时间内能够解决社会不正义问题,所以更为关注马克思法的正义理论的当代意义,而不是关注马克思的法的正义批判本身。也就是说,当前流行的马克思法的正义原则当然与马克思的法的正义批判原则不相容。或许由于它们之间的真正区别被人们当作过于细微或远没有它们看上去那么对立,人们就不愿去了解这一区别了。但还有一个原因使当今马克思哲学研究者几乎对作为一种法的正义批判的马克思保持冷淡。在马克思主义国家的字典中充斥着废除法律的字眼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普遍意义上的对法的正义批判问题的掩盖。然而,这种掩盖无论对其所涉及领域的马克思的上层建筑问题还是法的正义问题都是一种损害,因为后者最终往往止步于秩序合法性问题,该问题关注的是国家通过什么方式使用暴力的问题,其代价是政治权力自身的获取很可能源自另一种形式的暴力,这形成了一种国际共产主义历史运动中特殊的政治运动结构:即造就法律者是权威,而非真理。如果依此行事,这一理论上的忽视就成为实践上的错误。例如,“文化大革命”时期法律规范上的虚无,以及具体的无秩序,被砸烂公检法而无力通过一部具有效力的法律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及秩序来捍卫社会主义胜利的果实。由此可见,社会主义理论不仅不否认法律的有效性,而且坚持其更广泛的适用。

       问题就在于,在马克思那里,正义是根据法而来的正义,抑或是对法的正义的批判?对此,当代政治哲学家罗尔斯认为,马克思关注法的正义,而不是关注正义。但这不等于说马克思没有某些正义理念。因为不管怎么说,法的正义并不与马克思持有某些正义理念一点也不相关。罗尔斯试图援引艾伦·伍德和其他一些学者的观点证明自己的主张。这其实是说,如果马克思愿意,他原本能够轻松地阐述一种马克思正义观,但这并不是他的主要工作的根本方向。然而,罗尔斯等人的动机恰恰寻求马克思的某些正义理念。所以他们认为,马克思为历史状况所迫摸索过适合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正义概念。但所有这些又都好像不是正义本身,就像柏拉图可能具有的那种正义,而是正义概念作为意识形态的功能或作用。直截了当地说,一种特定的正义得到了马克思的关注,尤其是法的正义。罗尔斯对此做了解释,他说:“由于正义是一种司法的价值,因而它在完全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无法发挥作用”。而且,“得到适当调整的上层建筑的制度包括着这样一种正义概念,它能够帮助作为其基础的经济生产方式完成其历史使命。如同历史上的其他生产方式一样,资本主义拥有某种得到适当调整的上层建筑和某种适合于它的正义概念”。[2](P351-352)

       我们有理由认为,上述非常粗略的勾勒就能说明问题:即罗尔斯等人对马克思关于正义的概念解释或暗示的内容并不支持他们的立论。由于马克思的明确意图是使人们理解史前史阶段在解决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这个问题上持怀疑态度,所以马克思没有明确地讨论现代政治哲学的正义的理念。这等于承认,马克思本人必定没有意识到他自己持有依据罗尔斯的原则解释出来的正义的概念。这里,也可以称罗尔斯笔下的马克思给予我们的正义观实际上是罗尔斯的马克思观点。套用俗话说,罗尔斯怎么样看待马克思,马克思就怎么样看待罗尔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变成了罗尔斯。

       罗尔斯谈到马克思的方式与我们会采取的方式完全不同。这里只需提到,罗尔斯等人把正义问题看作与人类社会共存的问题,并把正义标举为“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3](P1)如果这种理解正确的话,那么他们既排除了在“‘前’或‘后’正义的状况”中一定社会中的制度这一特殊的“历史的”问题,也没有阐明人类社会制度之前或独立于人类社会制度的正义是何种状况的问题。其实,如果正义等于给予别人他所应得的,恰如其分,那也没有什么好感激的,或者说不应优先于另一种价值(如自由)。由于希望看到社会制度中的正义,罗尔斯以为这就是人类创造社会制度的实际意图。他能够提出的主张不过是,如果两个或多个要求出现冲突,正义的要求必然优先,它不在美、善等价值之下。这对某些实践目的可能是有用的,但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出发,马克思口中的“正义”并非是“更强的”、优先的规范。正义不过是传统政治—社会哲学作为“假定”的(国家和法律)秩序的统一和无矛盾性的形上原则之一。或更确切地说,正义本身也没有什么“优点”可言;如果说有,也“绝少”。考虑到马克思被罗尔斯等人强迫试着对资本主义进行一种自然主义的解释——只要资本主义的规范被人们所遵循,资本主义就是正义的。因为它有效地完成了其积累生产资料的历史使命——正义本身就更不值得我们给予全面的称许。马克思曾出于反意识形态的意图说到诸如正义、自由、平等在历史上和政治上什么也证明不了。罗尔斯等人对马克思这一主题的教诲的解释不是非常令人满意,因为他们没有充分注意到正义这一概念的特殊性,即在大多数情况下,正义只是一种消极的原则。如果资本主义发展是靠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靠牺牲整个阶级为代价的,如果迄今为止存在粗俗扭曲的社会条件的可能性,那么谈论正义是无益的。人们没有从马克思那里发现一种正义的学说:在史前史和现实的历史中,正义在实践中不存在,正义甚至不过是非正义,实际上无非是一种对正义的“解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怀疑正义可能存在于社会状态中,而是说,正义必须在社会状态中找到它的历史根基。这一根基必然成为一个标准,促使或迫使人们区分正义与不正义。如果这种区分适用于法律,如果法律内容是历史地系统地生成并可以区分为正义的法与不正义的法,那么在对历史进行唯物主义解释的全部讨论中,法的正义概念就是对法律内容的批判性揭示,或者,就是对法的正义的批判。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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