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支配国家:国家正当性的消解

——基于马克思《穆勒评注》的文本考察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淑娟,内蒙古乌拉特后旗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博士生(北京 100084);刘敬东,山东费县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教授(北京 100084)。

原文出处:
现代哲学

内容提要:

国家问题是把握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生成史的基本视域之一。马克思承继18世纪后期德国思想界对近代启蒙运动自由主义国家理想的反思,从法哲学批判转向经济学批判,到《穆勒评注》提出“交往异化”这一核心概念,揭示出货币支配国家是交往异化的完成,私人所有是造成交往异化、人的多重分裂和自由丧失的根源。只有消灭私人所有,实现真正的属于人的生产和交往,才能在更高层次上重建人的自由的共同体,从而彻底消解了自由主义和黑格尔对国家正当性的证明。


期刊代号:A1
分类名称: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
复印期号:2014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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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3)03-0001-09

       国家问题是马克思早期批判的中心问题之一。马克思继承了18世纪后期德国思想界对近代启蒙运动自由主义国家理想的反思,要求在人的理性已经觉醒的前提下,实现人的感性与理性、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更高层次的重新统一,即实现人的最完满的理性的自由与最伟大的表现的统一。马克思对国家正当性问题的批判,也是以此为基本出发点的。《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已经揭示出黑格尔的理性国家方案不仅没有实现上述统一,达成人的自由,反而通过国家把人推向了更深刻的分裂对立。在否定黑格尔关于理性国家正当性①证明的过程中,马克思转向对市民社会的研究,为人的自由寻求新的统一方案。但马克思并没有回到近代启蒙运动提供的自由主义国家的正当性证明。在《巴黎手稿》时期对国民经济学的研究中,特别是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以下简称《穆勒评注》)中,马克思发现了“交往异化”这一根本逻辑,揭示出货币支配国家是交往异化的完成,在近代市民社会与国家中人的异化达到极致。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批判,彻底消解了近代自由主义和黑格尔两种国家理念的正当性,并发现了重构人的自由的共同体的根本途径——消灭私人所有,实现真正属于人的生产和交往。

       一、自由主义对国家正当性的证明:市民社会的秩序维护者和公共管理者

       近代启蒙运动的一般观点,是把人看作客观化的科学分析的主体和对象,把国家视为社会契约的产物。国家是个人为了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私人利益所作的权力让渡。以亚当·斯密、詹姆斯·穆勒为代表的国民经济学家通常把自由主义原则作为分析国家经济职能的前提。国家管理货币是国家正当性的证明之一。在国民经济学家看来,货币是可以执行交换媒介职能的一种商品,社会契约下的国家是人民可以信赖的交易秩序的维护者、货币管理者及资本所有者,国家以增加社会生产和满足社会消费为最大目标。

       穆勒是国民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政治经济学原理》②以简明和抽象的形式复述了李嘉图的理论,以及国民经济学家关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过程中货币与国家的性质和职能问题的基本观点。马克思在第一次经济学研究的过程中,阅读了这本著作并写下了《穆勒评注》。该书的主题在于以“社会的消费和满足消费的供给”③为最大的目的,致力于“全面探明生产增多的手段和制订最有利于达到目的地使用这些手段的规律体系”。④

       穆勒对这一主题的阐述以三个关于人和国家的基本认识为前提。第一,穆勒秉承了古典经济学“经济人”假设,以个人为基本实体,将社会视为若干个人的总和,认为个人只要以追逐私利为目的参与经济活动,就能在“一只看不见的手”⑤的协调下,自然地实现个人与他人以及与社会整体的统一。第二,穆勒在《分配》一章中说明了在生产和分配过程中如何协调个人之间的关系,最有利于国民的财富增长和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不断推动人类知识和掌握幸福手段一步步前进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看来有赖于一群有时间供自己支配那种人的存在;也就是,这些人有钱,足以免除为获得过一定富裕生活的生活资料而担心。……为了使社会上相当一部分人能够享受闲暇,资本的报酬必须明显地增大。”⑥穆勒认为国民财富增长和社会文明进步的途径在于:其一,保持资本的增长率快于人口的增长率,保证资本能够获得足够多的利润;其二,通过分配或者国家干预,使得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通过占有资本或土地能够享有中等程度的物质财富,以保证他们衣食无忧,有大量闲暇;其三,“就是依靠这批人,知识才得提高和扩大……就是这批人的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准备承担社会高等和困难的职责,如议员、法官、官员、教师、各种技艺的发明家、重要工程的指挥者,有了这些人才,人类支配大自然的力量才能扩展”。⑦穆勒描绘了他认为可能实现的最好国家的景象,即较多的社会成员能够获得高于社会平均消费水平所需的物质财富,不再囿于物质利益的争夺,可以欲求更高的精神和社会目标,从而引领整个社会的文明和进步。这部分社会成员包括国家政府的组成人员。第三,协调市民社会中个人之间某些特定关系的职能可以由国家政府来承担。穆勒认可自由主义对国家正当性的阐释,即国家政府是诸多个人之间达成的社会契约。国家理应代表这些个人的共同利益,受到这些个人的约束,向这些个人负责。“政治经济学不讨论滥用人民提供的基金的情况。”⑧“除了一样东西外没有什么东西能保证币值不发生变化,这件东西也是阻止政府胡作非为的唯一保障,那就是政府对于人民的依赖。”⑨穆勒在这里声明,经济学不讨论国家违背社会契约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情况。

       上述三点概括了穆勒对于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国家正当性的基本认识。以此为前提,穆勒认为国家和人民的福祉都在于尽可能地增加资本投入,以最高效的方式进行生产。因此最有利于保证生产顺利进行、促使财富不断增加的国家,即是最具有正当性的国家。货币是国家证明自身正当性的论据之一。货币经历了从贵金属货币、到汇票再到纸币的演变过程。纸币与贵金属货币相比,能够更加有效地承担交换媒介的职能,保证交换和消费顺畅安全进行,同时又能尽量降低货币本身在铸造、交换或运输过程中产生的成本。⑩但是,纸币的流通和使用比金属货币的风险更大,如果管理不当容易引起经济生活的剧烈震荡。所以,货币铸造、发行和管理的职能应当由私人商业组织转移到国家政府手中。国家管理货币至少有两个方面的益处:第一,“发行纸币是少数几种事业中适于由政府办理的一种……如果公众是银行的主人,它就不会对自己赖账,由于发行钞票银行停止清偿债务而引起的祸害就不可能发生了”。(11)国家作为全体人民利益的代表,不会做出危害人民利益的事情,不会为了谋取私利而造成货币交换价值的剧烈波动。第二,国家也可以借货币管理之权,通过扩大铸造利差向人民征税,以便集中一定量的社会财富,或者用于维护交易秩序和国家安全,或者国家作为独立的资本所有者增加生产环节的资本投入。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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