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消亡”论到“社会主义国家”观念

——20世纪前半期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变迁

作 者:

作者简介:
任晓伟(1974- ),男,陕西清涧人,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法学博士(陕西 西安 710062)。

原文出处:
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国家消亡”论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初,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在否定了“国家消亡”论后转向了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认同,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则高举“国家消亡”论的理论旗帜,打碎了旧的俄国国家机器,赢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十月革命后,面对历史条件的变化,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开始不断提升国家在社会主义进程中的地位,到斯大林时期最终确立起了“社会主义国家”的观念形态。20世纪前半期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变迁及其对20世纪中国政治的重要影响表明,必须在不断变化的历史条件下审视“国家消亡”论,也必须充分认识到在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下“国家消亡”论仍有重要的道德和政治价值。


期刊代号:A1
分类名称: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
复印期号:2014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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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3)03-0090-09

       在20世纪前半期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发展史上,最为关键的就是完成了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国家消亡”论到“社会主义国家”观念的转变。长期以来,中国理论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从国家的阶级镇压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的层面来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研究,而相对忽视了“社会主义国家”观念生成的历史复杂性,忽视了这种复杂性背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变迁。事实上,“社会主义国家”观念的生成是一个相当艰难的认识转变过程。梳理这一过程,对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史的研究、对于不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认识国家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都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20世纪初关于马克思主义“国家消亡”论的认识分化

       “废除国家”这一古老的观念,在现代社会主义运动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甚至成为激进主义中最普通的观念。但在马克思之前,反国家主义并不必然同时意味着反资本主义。马克思对国家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立足于阶级斗争理论,在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中提出通过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国家消亡的思想。作为经典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消亡”论实现了“废除国家”这一古老思想从空想到科学的转变。需要强调的是,“国家消亡”论并不排除无产阶级对国家的运用,但这种运用是短暂的。无产阶级运用国家、实行专政的主要任务是在剥夺资本的基础上改造社会经济关系,把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改造为社会所有制。不过,这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特殊的国家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也是最后一个行动。此后,“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在各个领域中将先后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1]。也就是说,无产阶级专政作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政治过渡,存在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它只“持续到阶级存在的经济基础被消灭的时候为止”[1]。社会主义将意味着人类历史逐渐开始进入后国家时期。

       对20世纪初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国家问题日益成为一个具有直接政治实践意义的重大理论问题,但当时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也正是在这一问题上,出现了重大的认识分化。

       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国家消亡”论,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认为,马克思对国家和社会主义关系的理解是错误的,因为马克思“完全忽视了巨大的经济联系的影响,这件事情发生在马克思这样一个对大生产的本质和意义有深刻了解的人身上,实在是特别令人惊讶。这里所发挥的观点完全是小资产阶级观点”[2]。在伯恩施坦看来,社会主义要“从国家之中跳出去是不可能的,只能改变国家”[2]。考茨基面对修正主义对“国家消亡”论的挑战,首先是回避国家问题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重要性。在1899年的一篇文章中,考茨基指出:“每个执政党为了按照它的观点来组织国家并且使国家权力对社会起作用,必须给自己提出取得政权的任务。而每个生机蓬勃的党也必须对国家权力会归它所有这件事作好准备,因此它在任何时候都必须知道它要使这个权力为什么目的服务。”[3]在强调取得国家政权的同时,考茨基避开了无产阶级是否要促使国家消亡以及国家和社会主义关系的问题。1909年在《取得政权的道路》中,考茨基进一步试图把“国家消亡”论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排除出去。在考茨基看来,社会民主党之所以是革命的,是“因为它承认:国家政权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而且是它的最强有力的工具;无产阶级所追求的社会革命,当无产阶级还没有夺得政权的时候是不可能实现的”[3]。如果说,考茨基这时对国家消亡问题的回避还掩盖在夺取政权之下,那么在一战前,当受到社会民主党左派的反对时,他就很自然地否定了马克思关于国家消亡的观点:“到现在为止,社会民主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对立,就在于前者想夺取国家政权,后者却想破坏国家政权。”“我们无论在党组织或在工会组织内部非有官吏不可,更不用说在国家行政机关内了。我们的纲领不是要求消灭国家官吏,而是要求由人民选举官吏。”[3]此外,考茨基还从国家的政治框架内重新理解了无产阶级专政,认为马克思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在无产阶级占压倒多数的情况下从纯粹民主中必然产生出来的状态”。[4]离开了阶级国家观,把无产阶级专政看作“纯粹民主”的产物,意味着在对资产阶级国家进行“民主改造”的基础上构建一种理性资本主义模式已没有理论障碍了。

       与第二国际的大部分理论家们不同,20世纪初期的社会民主党左派,特别是布尔什维克仍然高举着“国家消亡”论的旗帜,并在帝国主义的时代条件下发展了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国家消亡”论的理解。

       1916年8月,布哈林在《论帝国主义国家理论》中着重分析帝国主义阶段资产阶级国家在生产、流通和对外关系领域中作用的强化时指出:“帝国主义国家同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国家完全相反,其特点是职能极端复杂化和猛烈地侵入了社会经济生活。它表现出一种要掌握全部生产领域和全部商品领域的倾向。”[5]在布哈林看来,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试图把社会主义纳入国家的政治框架是错误的,“因为社会主义不是在国家,而是在社会领导下的得到调节的生产”[5]。未来的社会将是一个没有国家的社会,因此布哈林认为,“社会民主党应当特别强调自己原则上敌视国家政权的态度”[5]。同年12月,在《帝国主义强盗国家》中,布哈林在对现代资本主义的进一步研究中表现出对国家的强烈恐惧,并指出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民经济’日益成为‘国家经济’,成为‘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然而不单单是国家组织和资产阶级的经济组织结合在一起,一切其他的资产阶级的组织和有阶级性的组织也显示出同样的趋势。科学、政党、教会、企业主同盟都纷纷被纳入国家机构。这样就逐渐形成一个单一的、无所不包的组织,即现代帝国主义强盗国家这一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万能组织”。“这就是当代的圣物,当代的利维坦——国家。”[6]布哈林的研究深化了对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国家的认识,而布哈林在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研究中坚持认为,国家是“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死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将不复存在”。

       1916~1917年,列宁集中了大量的精力全面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在国家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列宁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对“国家消亡”论的原初理解,同时又拓深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在理论认识和革命实践之间保持了一致性。列宁认为,任何国家都不是以“自行”的方式消亡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可能自行消失,只能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被打碎。“在这个革命以后,自行消亡的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或半国家。”[7]在列宁看来,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歪曲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其政治目的就是为了回避社会主义革命,用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来麻痹工人阶级。因此,在对考茨基《取得政权之路》的评注中,列宁愤怒地写道,考茨基所说的取得政权,归结起来就是:“没有革命的社会主义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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