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资产阶级革命派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性传播

作 者:
王刚 

作者简介:
王刚,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博士后。

原文出处: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内容提要:

辛亥革命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了一定的译介和传播,以孙中山、朱执信、胡汉民、戴季陶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不仅有留日的相似经历,而且有救亡图存和给三民主义寻找依据的共同需要,这些历史机缘,促使“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面对异常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资产阶级革命派进行了各有取舍、各有侧重的选择性传播。孙中山主要选择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朱执信倾注于阶级斗争学说,胡汉民侧重于唯物史观,而戴季陶则重点思考经济学说和劳动问题。资产阶级革命派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中国式的解读,对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上的缺陷以及其阶级本性,尤其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使得作为“盗火者”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最终却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


期刊代号:A1
分类名称: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
复印期号:2014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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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性传播是指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为解决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在一定的语境下传播经过有目的有选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①某种理论之所以被选择并传播,“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被资产阶级革命派有选择地加以传播也是如此。那么,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什么要选择并传播马克思主义?在异常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他们到底选择了哪些内容?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的“盗火者”最终却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

       一、历史机缘:“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

       毛泽东曾称赞朱执信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的拓荒者”③,并说:“朱执信是国民党员,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④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幽灵”在西学东渐语境下“游荡”到中国。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帝国主义的轮番东侵,中国社会陷入前所未有的政治和文化危机。面对危机,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反思,他们逐渐认识到西方在器物、制度、文化等方面的长处,也逐渐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于是出现了“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⑤之西学东渐主张。这种主张沿着对“西器”(科技)先进性的肯定,到对“西制”(君主立宪制和民主共和制)先进性的肯定,再到对“西学”(思想文化)先进性的肯定,最后到对“马克思主义”先进性的肯定这样一条逻辑路径向前延伸。正是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中,马克思主义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悄然来到中国,这引起了当时寻求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关注,并将其当作解决中国社会不平等的新学理而予以传播。

       其次,留学日本的相似经历与日本的中介作用。20世纪初,社会主义思潮在日本影响日益扩大,日本的舆论界“差不多可以说是马克思的时代”⑥,而这段时间正是中国留学生大举东渡的时候。朱执信、胡汉民、戴季陶等这些以救国救民为志向,以寻求真理为目的留日学生,不能不对当时风行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潮发生兴趣。许多中国留日学生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社会主义思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如景梅九后来回忆,他正是在日本社会党人开办的夏季讲演会上,感到“对于社会主义,更加一番研究”,并发现“各种社会学说,里头最有研究价值的,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从而“心折剩余价值说”⑦。因此,正是通过日本的中介作用,中国民众“知道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存在”⑧,也正是他们相似的留日经历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背景之一。

       再次,寻求救亡图存的国内形势所迫。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正处于变迁与转型的十字路口。“以第一次鸦片战争为端绪,来自西方的工业文明作为一种整体水平已经超前的文明形态,以入侵者姿态毫不留情地推垮中华帝国的千古尊严,首先从军事上,继之从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给中国人以当头棒喝,宣布东方农耕文明优胜地位及封闭状态的历史性终结。”⑨尤其是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后,“救亡图存”更加迫切地摆在中国人民面前,成为当时知识界急切思考并需要回答的焦点问题。早在1902年,孙中山就提出了“平均地权”的主张,按照孙中山和同盟会同仁的理解,“平均地权”就是欧美各国社会党所倡导的民生主义,而“社会主义本译民生主义”⑩。在游历欧美期间,孙中山目睹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各种社会现象,认识到欧美社会虽然生产发达,但由于自由竞争和垄断所带来的资本和财富的过分集中,导致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严重,社会矛盾极为尖锐,因此,社会主义在西方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救世良药”。他说:“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11)可见,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曾希望从欧美吸收社会主义思想,以解决中国现实问题。

       复次,资产阶级革命语境下革命派给三民主义寻找依据。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认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并强调为了预防资本主义的“祸害”,避免重蹈欧美资本主义之覆辙,中国可以不经过社会革命,通过民生主义一举跨越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由于社会主义可以成为民生主义的理论依据,资产阶级革命派自然要选择并传播马克思主义。在《致某友人函》中,孙中山说:“所询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弟所主张,在于平均地权”,他希望通过平均地权消除“贫富之悬隔”(12),使中国避免出现欧美贫富悬殊的弊端。这种思考从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冯自由的言辞中也可以看出,冯自由指出:“审夫欧美最近社会之大弊,而吾党犹蹈其覆辙,不思设法预防,则匪徒蔑视最大多数幸福之真理,抑亦奚忍今吾民更受资本家之惨害,而预隐第二社会革命之伏线耶?故曰:为祖国同胞计,为世界人类计,不可不综合民权、民族、民生三大主义,而毕其功于一役。”(13)

       由于以上的历史机缘,资产阶级革命派成为“讲马克思主义”在先者,那么,他们到底注意了、理解了、选择了哪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呢?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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