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国家与革命》再讨论

作 者:

作者简介:
(美)Norman Levine,美国国际政策研究所执行主任,4555-East Mayo Boulevard,Phoenix,Arizona 85050 USA,Email:nlevineiip@gmail.com。

原文出处: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内容提要:

马克思以政治经济学取代黑格尔哲学的伦理因素,创立了自己的社会管理理论。他认为必须铲除作为资产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但同时又必须保留并改造市民社会,以之作为新的社会有机体、社会立法以及管理的源泉。由于没能看到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列宁忽视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区别,忽略了马克思的社会管理理论。列宁还受到恩格斯的影响,在《国家与革命》中想象一种无差别地对待不同人的严格的机械化社会编制形式,以代替市民社会,充当社会立法和管理的源泉。


期刊代号:A1
分类名称: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
复印期号:2014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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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以前发表出版的论文和著作中,对马克思、列宁和恩格斯的国家和共产主义理论进行过比较①。我之所以提及这些参考资料,那是因为本文——《列宁〈国家与革命〉再讨论》与我的早期著作之间存在着一条连接的线索。我建议那些关注马克思和列宁国家与共产主义理论阐释问题发展状况的读者们对这些成果予以注意。

       同样必要的是界定当前这篇论文的讨论范围。我的任务是重新讨论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所阐述的共产主义理论。然而,列宁本身就是一个庞杂的历史性存在,他一生的活动覆盖了以下几个方面:(1)作为革命家的列宁;(2)作为哲学家的列宁;(3)作为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克政党奠基人的列宁;(4)作为政治理论家的列宁。我的讨论仅仅针对第四个方面——作为一个政治理论家的列宁,而不涉及他活动的其他方面。我不会讨论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因为那是一个宏大的话题,而且超出了目前这一论文的主题。

       本文的讨论范围要求我把对马克思与列宁的共产主义理论的分析浓缩为四个主题:(1)马克思和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理论;(2)马克思与国家、立法、管理三者之间的矛盾;(3)列宁的替换;(4)恩格斯解读模式的预设。我对这四个主题的讨论并不足以解决马克思和列宁的共产主义理论之间的复杂性,但是它却为这一问题分离出最重要的四个方面,足以给解决这一复杂问题提供一份不可或缺的导论。

       一、马克思和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理论

       青年马克思(1843—1845年)主要在六篇作品中讨论了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差别:(1)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2)1843年的《论犹太人问题》;(3)1844年的《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4)1844年的《詹姆斯·缪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5)1844年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6)1845年的《神圣家族》。

       人们对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差异的认识产生自16世纪、17世纪、18世纪欧洲人的对外拓展。在这几个世纪中,来自西班牙、英国和法国的探险家在加勒比海、南美洲、北美洲、波利尼西亚、澳大利亚和太平洋的菲律宾地区发现了原始社会。这些发现开启了人类学研究,使先进的欧洲人看到了原始社会的存在及其社会结构。人类学使欧洲人发现:人类进化的最早阶段是粗野的,或者说,人类历史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以氏族——一种以家庭、儿童、血缘为核心的粗野的社会形式为其特征。在这种社会形式中,国家还没有出现。

       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成员首次以概念的方式探讨人类的这种人类学阶段与更加高级的商业、君主制的欧洲国家之间的差别,并且把对这段历史的思索出版成书。他们当中的领袖人物有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和詹姆斯·斯图尔特(James Steuart)。马克思和黑格尔都熟读过弗格森的著作《论市民社会》。

       弗格森非常了解关于欧洲向外拓展时期的人类学研究。这些研究使他相信在人类进化的粗野时期并不存在国家。弗格森把这种人类历史状态称为前国家时期的市民社会,认为这种市民社会是氏族、共同财产和经济交换得以存在的社会基石,但却不存在阶级统治和国家。尽管国家从市民社会中演化出来,是市民社会的投射,但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是不同的。按弗格森所说,各种市民社会之间是有差别的。美洲印第安人的市民社会结构不同于爪哇岛的市民社会结构。国家的出现、国家的历史起源本身反映出预先存在的市民社会中的社会组织,或者说从市民社会中产生出国家结构。国家拥有权威,这种权威超越家庭和氏族,以私有财产取代共同财产。这一权威就是阶级。国家就是这样的一种社会组织,它以统治,或者说以一个凌驾于家庭或氏族之上的特定阶级的最高权力为基础。

       黑格尔知道弗格森的著作,并且还阅读了卢梭和孟德斯鸠的经典著作。这些著作讨论了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分离问题。黑格尔的伟大著作《法哲学原理》正是以市民社会和国家的二分为前提的。《法哲学原理》的第三部分被划分为三个分支:《伦理》②、《市民社会》和《国家》。

       第一个分支——《伦理》是市民社会的导言,它讨论了婚姻、家庭和子女等问题。黑格尔是私有财产的捍卫者,在《伦理》中他为继承权——父亲把他的财产传给他的子女的权利——辩护。人口的增长,家庭的扩散,家庭之间商务关系的产生都成了第二分支——《市民社会》的基础。《法哲学原理》中讨论的市民社会是指资产阶级社会。

       黑格尔是资本主义的倡导者,他对市民社会的讨论是为资本主义作辩护,把资本主义解释为一种相互需要的表现,或者说是主体间性的表现。黑格尔把资本主义视为“需要的体系”③。在这种“需要的体系”中,满足需要的必要性导致了经济的生产能力的增长。需要的增长以及生产能力为满足需要而进行的扩张改造了资产阶级的市民社会,使它变成了相互承认、相互独立的共同体,并最终形成一个具有伦理结构或主体间相互尊重的经济体。除了确认市民社会的这一伦理意义以外,黑格尔同时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缺陷,意识到需要国家来为贫困人口提供援助,认为国家有为民众提供教育的义务,倡导君主制的福利国家(它正是俾斯麦社会援助法律制度的前身)。但与此同时,他又坚持认为资本主义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最好的机遇。《法哲学原理》中的“市民社会”呈现出黑格尔对19世纪早期资本主义所取得的成就的认同。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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