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终结与后现代政治哲学的崛起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晓升(1962— ),男,江苏省大丰市人,哲学博士,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湖北 武汉 430074)。

原文出处:
学术月刊

内容提要:

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状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意义上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不存在了,代表阶级利益的政党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成为选举机器。宏观意义上的阶级对立让位于微观上人和人之间的权力斗争。政治斗争不再局限于上层建筑领域,而在经济生活和其他社会生活中出现。传统的那种为阶级利益辩护的意识形态终结了,而让位于微观的意识形态,即为权力再生产服务的意识形态。那种为伟大的政治目标服务的宏大政治叙事终结了,代之而起的是政治犬儒主义,它否定政治上的崇高和意义,而主张政治就是游戏,并拒绝对政治游戏进行批判。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14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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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3)09-0051-08

       20世纪初以来,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格局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这种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西方国家的政治状况。这不能不引起西方思想家的关注和思考,各种不同形式的后现代政治哲学思潮应运而生。它们对西方社会的政治现状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看法,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这些理论对于我们分析当代西方社会的政治现实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我们在外交上应对西方社会各种政治力量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政治的终结

       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政治往往被理解为,不同的阶级或者政治集团为维护和发展各自的利益而处理其内部或者它与其他阶级、民族、国家的关系所采取的策略、手段和组织形式等。对于政治的这种理解包含了两个基本的要素:第一,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人们由于自己的经济地位或者利益不同而形成不同的阶级或者利益集团;第二,在这些不同的利益集团中,一些人代表了这些利益集团或者阶级来维持和发展本集团或者阶级的利益。阿伦特和施米特都提出了类似的政治概念:政治就是要知道自己的敌人。①然而,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这种意义上的政治在发达的工业社会已经不存在了,已经终结了,或者说,已经衰落(fall of the political)。②现代社会中的政治活动出现了非政治化的趋势。英国前首相梅杰所提出的无阶级社会,或者布莱尔所说的无阶级斗争的民族共同体,都是政治活动非政治化的表现。③

       人们提出政治的终结的主要依据是阶级终结,或阶级斗争的消失。虽然许多西方学者都有类似的看法,但是,他们所提出的理由各不相同。在这些不同的理由中,有些具有后现代主义的倾向,而有些则不具有后现代主义的倾向。比如,马尔库塞、高兹等从经济生活的角度来看待阶级,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生活水平提高了,无产阶级不存在了。实际上这不过是否定了阶级划分中的经济标准。对于他们来说,划分的标准似乎还存在着。而后现代主义者则从根本上否定了任何可能的标准。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把社会中的人群划分为不同的阶级,这是一种本质主义的思路,这是按照传统哲学中的理性主义标准来进行的。

       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社会中的人都是千差万别的,这些人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的东西,没有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普遍性。在他们看来,社会中的人都是要素(elements),这些要素只是在一定的链接(articulation)中才成为社会中的环节(moment)。④这就是说,所有人都有自己的特殊性。即使一个人是工人,这也不意味着他属于工人阶级,比如他可能拥有股票,可能还是业余画家,可能获得一笔遗产,或者他是移民的后代。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我们不能因为他们都在工厂中劳动而认为他们都属于工人阶级。这些孤立的个人是由于某种意识形态的作用,或者其他什么社会原因而被整合到一定的社会政治团体或者社会运动之中的。他们由此而成为社会中的环节。在这里,拉克劳和墨菲更强调思想观念在其中所发挥的整合作用。思想观念是人说出的(articulate)东西,一些人在思想观念的作用下,而加入了某种社会运动。一个人成为社会运动中的一个环节并不意味着这个人就永远参加这些运动。在其他思想的影响下,他会加入其他运动。这就是说,在社会中,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不存在共同的利益,也不存在永远的斗争对象,甚至没有斗争对象。人和人之间的链接也不是永恒的。这种链接是在面对特殊任务的时候而产生的临时组合。在这种临时组合中,一个特殊力量会取得领导权(hegemony),它能够代表总体。它能够代表总体不是因为它与总体有一致的利益,相反,它与这个总体没有任何可以通约的东西(radically incommensurable)。由此,对于他们来说,特殊的东西代表总体并不是因为一致利益而具有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同利益意义上的普遍性,而是“hegemonic universality”(接合起来的普遍性)。⑤

       鲍德里亚则从发达工业社会的经济状况来说明现代西方国家的状况。在他看来,1929年的经济危机表明,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生产的过剩。为了克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危机,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开始扩大社会需求,增加就业岗位,以保证资本主义制度的持续运行。它所采取的这种方法表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所生产的东西不是满足自由经济所产生出来的需求,而是满足政府调控而生产出来的需求。既然这种生产不是满足前一种需求而进行的生产,那么这种生产就不是自由经济体系中的那种生产,而是为了生产而生产,是为维持经济体系的运行而生产出来的“生产”。鲍德里亚把它称为“再生产”。生产中所出现的就业岗位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专门生产出来而给工人“消费”的。在这里,劳动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劳动,而是资本主义体系生产出来供工人消费的“消费品”。在这种再生产中,工人实际上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人了,而实际上就是一个符号。既然劳动是资本主义体系生产出来供工人消费的,那么这种劳动就不是用来生产“剩余价值”的。如此一来,资本家就不是通过工厂的生产来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了,资本家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资本家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都不存在了。“工人”或者“资本家”都是无确定意义的符号。更进一步地说,在他看来,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之间不存在确定的社会联系,他们已经沦为无联系的“大众”。⑥这些大众中的个人,没有确定的身份,我们不能给他们进行任何规定,比如,说他们是“资本家”、“工人”、“知识分子”、“农民”,他们什么也不是。大众是“中立的东西,既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⑦。既然人在这个社会中都沦为“大众”,没有确定的身份,那么用经济地位来区分他们的阶级身份是不可能的了。

       当阶级消失了的时候,政党的性质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原来,政党是代表阶级利益的,是为争取阶级利益而进行政治斗争的,如今,政党不代表任何阶级的利益了。在拉克劳、墨菲看来,政党的工作就是进行链接,就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工作而获得领导权。在他们看来,所谓阶级都是意识形态操作的结果。而鲍德里亚比他们更加彻底。因为意识形态的概念还是保留了传统的理性主义形而上学的特点,还表示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而对鲍德里亚来说,阶级是一种仿真现象。这就是说,在后工业社会中存在的工人,虽然看上去仍然是工人,但却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工人了,而是工人的仿真(模仿)。这里不存在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在他看来,在后工业社会中,人沦为大众,而大众是沉默的大多数。他说:“沉默的大多数(或大众)是想象的参照物。这不是说它们不存在,而是说,作为他们的代表不再可能了。”⑧这些人既不代表任何人,也不能被代表。如果这些人“沉默”了,他们不发声,谁能代表他们呢?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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