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传统及其推延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佃来(1973— ),男,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珞珈特聘教授(湖北 武汉 430072)。

原文出处:
东岳论丛

内容提要:

近代自由主义是在市民社会的限度之内提出政治哲学问题、构造政治哲学理论体系的。而马克思虽然重视市民社会的研究,但他又是在超越市民社会的前提下,是站在市民社会之外来说明现代人的政治生存和揭示现代社会的政治机理的,这使其政治哲学与近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形成了根本分野,也钦定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发展的特定路径,使列宁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创造,与马克思的理论活动自上而下地衔接为一体。概括地说,列宁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分别从实践与理论、政治行动与政治形而上学的维度,开显、承续、推延了马克思所开辟的区隔于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传统,使20世纪的政治哲学不独以自由主义的方式得以展现。但要真正领略马克思在自由主义边界之外开创的政治哲学传统的思想技艺,就应当在哲学史的整体意义上而不是在分门别类的意义上,来理解20世纪列宁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创获。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14 年 01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3)09-0035-08

       只要对政治哲学的发展历史稍作检视就会看到,各种政治哲学理论之间无论存在什么样的勾连和同质,它们也往往是在互不相同的情境和传统中形成和推进的,正是彼此的殊异,才使得每一种政治哲学都能够在思想史的链环上凸显出来,不至于掩蔽在他者的范式之下而失去光芒。既然如此,从事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提,就应当是像麦金太尔在描绘正义的理论图谱时所做的那样,保持一种相对清晰的“划界”意识,即厘清研究对象的传统归属,确定研究对象的理论边界。这种划界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而言,似乎是尤为迫切的,因为一个毋庸讳言的事实是,既往的学术探讨未必自觉地在马克思与其对话者乃至对置者之间加以区分,这在实质上造成了视线混乱,遮蔽了由马克思所开辟的政治哲学传统的独特思想意义,限制了理论阐发向纵深推进的可能性。

       一、自由主义界域之外的马克思政治哲学

       麦金太尔指出,当代社会中的每一种政治哲学传统,“都明确地或含蓄地提出它们的主张,在一个制度化的框架之内,它们大部分由自由主义的假设明示,这使得自由主义的影响超出其明确倡导的效果之外。……自由主义当然以许多伪装形式出现在当代的论战之中。而在这样做的时候,它们通常是在论战中先发制人,通过重新阐述与自由主义发生的各种争吵和冲突而取得成功。因此,这些争吵和冲突似乎已经变成了自由主义内部的论战”。①麦金太尔所指证的情况,也就是将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与他者的政治哲学加以混淆的最主要范例。这一范例的基本定式,即在于自觉不自觉地将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安放于自由主义的理论框架内予以判断和审理,使自由主义的话语体系覆盖在马克思的理论之上,使其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披挂”出场的合法外衣。比如说,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代言人柯亨,就是借着当代西方自由主义尤其是自由至上主义的基本话语系统及论证路径来诠释马克思的正义理论的,因为柯亨从马克思的正义理论中解读出的“自我所有权”,实质是他从诺齐克那里得来的一个命题,虽然他常常基于一种平等主义的立场来批评诺齐克。②柯亨的做法不是个案,20世纪70年代以来直到今天的政治哲学讨论,在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做的,因为这些讨论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西方新自由主义及其对话者的影响、引导下开展的。即便像美国学者布雷克特所说,当代政治哲学的蓬勃发展除广泛的正义研究的驱促之外,还受动于人们对马克思理论的兴趣,但是人们所使用的概念、所运用的基本推理手法,却始终被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之手所牵动。我们就此试问:这样的学术定式对于理解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在多大程度上是合法的?

       从哲学史上看,马克思是接着近代自由主义理论家来讲述政治哲学问题的,所以在马克思与近代自由主义之间予以打通,就可以防范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中的“突兀”与“非此即彼”,进而有助于我们在蕴涵着丰富思想质料的“历史性”维度内来深层次地理解这一学术对象。不过应注意的是,马克思对于近代自由主义的承接,更多是在问题本身,而并非是在对于问题进行阐发的路向和思想范式上。从对于问题进行阐发的路向和思想范式上说,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与近代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形成了根本性的分殊,以至于它们在很多节点上是难以通约的。例如,近代自由主义在政治哲学层面讨论的“自我”问题,到了马克思这里没有戛然而止,而是依然为马克思所关注、所思索,但毋庸置疑,马克思在激进政治理论层面对于“自我”所作的批判性审视,与近代自由主义要么眷注于个体感官,要么眷注于私己财产而对其作出的阐述,是大相径庭、分道扬镳的,这在一个微观的断面上折射出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近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根本分殊。诚恳地讲,但凡对西方哲学史有一定了解的人,是不难发现这两者之间的根本分殊的。中心的问题是:马克思为何要以不同于自由主义者的方式和范式来创构政治哲学?

       说起来,近代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是一个很大、很宽泛的范畴,涉及个体与群体、权利与义务、自由与平等、特殊性与普遍性等凡此种种的诸多理论命题。这些命题似乎难以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来予以概括,但从深层的问题意识看,它们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个人与政府、社会与国家之关系而提出来的;或者反过来说,正是因为个人与政府、社会与国家之关系在近代西方社会的彰显,才使得洛克、康德、休谟、斯密以及黑格尔等人,在自己所认定的思想维度内,对上述理论命题作出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判断与回答。由于个人与政府、社会与国家之关系的形成与彰显,反映的乃是近现代西方市民社会的重大历史出场,所以浓缩地看,涵盖诸多理论命题、包含诸多理论扇面的近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实质是在市民社会这一现实的依托点上得以建构起来的,实质是以哲学的方式来回应市民社会的历史出场及由之而形成的历史转折。

       在这一理论与现实的呼应上,近代自由主义理论家并非是以对市民社会釜底抽薪式的诘难与批判为旨归来进行政治哲学创造的,毋宁说,他们创造政治哲学的根本旨趣,在于顺乎近现代市民社会历史出场的基本趋势,为市民社会的历史出场所催生的社会新秩序构建新的思想教义和价值体系,为市民社会在经济上的对应形式即商业社会之发展鸣锣开道。这一政治哲学的旨趣,既鲜明地体现在霍布斯、洛克为人的“自我保存”以及“生命、自由、财产”等权利所作的论证中,也鲜明地体现在边沁、密尔为人的“最大幸福”所作的辩护中,因为这些契约论哲学家和功利主义理论家,从各不相同的向度强化了市民社会的内生性原则,为市民社会的合法性在理论上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明,这是有利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的。而休谟、卢梭、康德以及黑格尔等哲学家,虽然强调对人的利己心和自然权利的约束,崇尚正义、公意、公共权利以及普遍伦理,但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乃在于通过为个体自由和个体权利设限而保障普遍自由和普遍权利的实现。这是对市民社会狂热的利己主义的克服,从理论上说就是修缮市民社会的价值体系,推动市民社会价值体系的内在转化,而不是要从根本上触动、置换这种价值体系。所以一言以蔽之,近代自由主义是在市民社会的限度之内来提出政治哲学的问题,进而在这一限度之内来构造政治哲学的理论体系。

原文参考文献:

  • 119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