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的代际传递

作者简介:
林瑶,中国地质大学应用心理学研究所,武汉 430074;吴和鸣,中国地质大学应用心理学研究所,武汉 430074;施琪嘉(E-mail:qjshi-psy@163.com),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武汉市心理医院,武汉 430019

原文出处:
心理科学进展

内容提要:

创伤性事件的影响不会终止于亲身经历创伤性事件的当事人,也会波及当事人的后代。以往的研究从父母、孩子和环境等方面探讨了创伤代际传递的影响因素,发现创伤的传递主要表现为症状、任务以及身份的传递,并从心理动力学、社会文化、家庭系统、生理机制及存在意义理论方面解释了创伤代际传递的机制。未来研究应更重视创伤传递过程中不同代之间在表现形式、诊断和治疗上的差异,关注代际创伤的积极意义,并重视国内集体性创伤的代际传递。


期刊代号:B4
分类名称:心理学
复印期号:2014 年 01 期

字号:

      分类号 R395

      创伤性事件的影响不会终止于亲身经历创伤性事件的当事人,也会波及到处于该环境中的重要他人(Dekel & Goldblatt,2008)。与创伤传递相关的术语有很多,如替代创伤(vicarious traumatization),二次创伤(secondary traumatization),跨代创伤(cross-generational traumatization)等。侧重于代际之间,特别是从父母到子女的传递过程,曾被形容为跨代(trans-generational/cross-generational)传递、代际间(intergenerational)传递或多代(multigenerational)传递(Kellermann,2001a)。本文中的“代际传递”(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rauma,ITT)侧重于创伤的影响在亲属关系中自上而下的传递,不仅包括亲子之间的直接传递也包括多代之间的隔代传递。

      以“trauma”、“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trans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holocaust trauma”等搜索词检索文献,发现关于创伤代际传递的研究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广义的创伤,即广泛性的创伤性事件,不具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如抑郁(Garber & Cole,2010)、攻击和反社会性行为(Tzoumakis,Lussier,& Corrado,2012)、虐待(Lev-Wiesel,2006)、犯罪及物质滥用(Whiting,Simmons,Havens,Smith,& Oka,2009)等,这一类创伤具有普遍性。另一类是基于狭义的创伤,即特定的创伤性事件,特别是集体性的重大创伤性事件,如大屠杀、战争、恐怖事件等。这两类创伤并不能截然区分,第二类创伤的代际传递具体到每个家庭通常表现为第一类创伤传递的形式,如通过养育方式(Kitamura et al.,2009)、依恋类型(Miljkovitch,Danet,& Bernier,2012)、沟通方式(Giladi & Bell,2012)等进行传递。本文主要以集体性创伤性事件为主,尤以大屠杀为例,探讨创伤自上而下的代际传递。

      1 研究现状分析

      对创伤代际传递现象的研究本身存在很大争论,总体研究结论迥异,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临床实践和实验研究结论不一致。大量的临床资料显示创伤存在代际传递的现象,而研究者却无法用客观可靠的测量工具证实这一点(Kellermann,2001a)。临床工作者通过观察、临床实践和质性研究的方法,报告创伤者的后代具有各种各样的情绪问题。大部分的研究成果,如创伤代际传递的内容及机制都是基于对个案访谈资料的分析(Kellermann,2001a)。对于实验研究,Kellermann(2000)对1973-1999年间的35个对照组研究进行了元分析,显示创伤者后代的患病率并没有比控制组高,除非创伤者后代面临生命威胁的情境(van IJzendoorn,Bakermans Kranenburg,& Sagi-Schwartz,2005)。不过,也有研究采用自评问卷的方法发现,在689个一战经历者的后代中,有三分之一(35%)的后代表现出PTSD的临床症状(Karenian et al.,2011)。不同研究方法所产生的结果差异,目前还没有得到较好的解释。

      二是临床样本和非临床样本结论不一致。van Ijzendoorn等人(2005)对32个样本,4418个参与者进行了元分析,发现在临床样本中大屠杀幸存者子女的适应性功能与对照组差异显著,在非临床样本中大屠杀幸存者子女与对照组差异不显著,即创伤的代际传递只发生在临床样本上。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探讨大屠杀幸存者对孙辈的影响,也再次得出了同样的矛盾结论。Sagi-Schwartz,van IJzendoorn和Bakermans-Kranenburg(2008)对13个非临床样本,共1012个被试进行元分析显示,创伤者后代没有比对照组表现出更多的临床症状。对于非临床样本没有表现出创伤的代际传递,不管是直接传递还是隔代传递,研究者多采用Paris(2000)的生物心理-痛苦模型来解释,即认为是否产生症状以及症状的具体形式取决于创伤后的社会支持。

      研究结论不一致,有可能是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的差异。实验研究对于创伤者的判定主要是基于参与战争与否,或患有PTSD与否,并没有考虑到未参与战争和未患PTSD但同样也受到了创伤性事件影响的事实。其次,量化的测量工具,特别是临床所用的筛查工具,多是创伤性影响到达一定程度才被认为是创伤者,非临床样本中也有很多人经受创伤的影响但未获得临床诊断的认可。再次,创伤代际传递的研究者多着眼于创伤的消极影响,也有很大部分的创伤者后代适应良好,没有表现出临床症状和功能损坏,但这并不能说明他们未受到祖父辈创伤的影响,特别是对于第三代及之后的后代而言,创伤代际传递的内容及方式可能发生了变化,创伤也可以赋予他们积极的力量。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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