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的维权行动

——以维权类法治人物①、案件②和新闻③为主要分析对象

作 者:

作者简介:
杨建军(1969- ),男,陕西勉县人,西北政法大学教授,法学博士;马治选(1967- ),男,甘肃镇原人,西北政法大学《法律科学》编辑(西安 710122)。

原文出处:
法制与社会发展

内容提要:

中国社会已经真正步入“权利的时代”,中国维权行动面临的重要问题是部分官员的维权意识与日益高涨的民众行权行动的要求不相适应。维权者宣示的权利来源趋向多样化。维权行动者由单一个体向群体化、集体化扩展。维权诉求往往由个体权利维护向同时提出制度变革诉求延伸。井喷式出现的各种维权行动,给法治的完善提出了一系列任务和挑战,诸如法律制度的正当性重塑,严格依法甄别与回应多样化的权利诉求,引领社会价值,践行司法民主。


期刊代号:D410
分类名称:法理学、法史学
复印期号:2014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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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F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28(2013)05-0054-13

       在中国古代社会,当代人们所熟知的“权利”观念并不存在。中国古代君权专制制度十分发达,“王权主义与人格平等、人格尊严、个性独立是对立的,前者的存在以压抑后者为前提和条件,两者冰火不相容”。[1](P215)这样一种文化背景,无法生发出所有人人格平等、人人尊严的观念。因此,中国古代社会中,很多公法意义的政治权利并不为国家所承认,且得不到诉讼支持;草根阶层对财产的占有和获取并非立基于他们的公民权利,而仅仅是当权者“牧民”的手段;在仁政背景下,人权观念难以产生,社会成员只有臣民身份和伦理身份,而没有独立的作为政治主体的公民身份,并且在以家族为核心的社会结构中,权利更多由家族首领掌控而不是归于个体;在制度规范的设计上,特权思想鲜明,贯穿于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专制主义的政权和体制很大程度上也制约了权利的救济。[2](P19-21)

       作为一种系统理念的“法律权利”在中国的出现,虽然早在十九世纪西学东渐之后已然发生,[3](P294)但“权利本位”观念在中国的确立,不过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事情。[3](P378)直到2004年3月中国的宪法修正案中作出了“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的规定,人权保护才算是真正在中国的法律制度中扎下了根。虽然早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一些富有远见的法学学者们已经预言中国社会将会迈向一个“权利的时代”,但当时主要限于理论上的分析和预测。经过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的发展,当年法学学者们所预言的“权利的时代”,到了21世纪的中国,已然真正来临。诸如近年来,各级法院受理的案件年度数量急剧攀升,信访案件数量激增,一些重大司法案件、法治事件,受到了社会的高度关注,公众的权利意识空前高涨,这些都是非常生动的明证。如果说在早期,权利概念进入法学家的视野、“权利本位”思想在我国法学理论上被正式提出并被社会部分认同、尊重和保护权利的原则被宪法确立,很大意义上是社会精英们对世界进步思想潮流的一种敏锐观察以及在中国作出的一种效仿或者说是主动回应的话。那么可以说,近年来,随着社会的急剧变迁,持续高涨的维权行动、众多维权事件不断引发公众的密切关注、频繁涌现的新型权利、大量维权案件不断涌入法院、制度性侵权引发人们对制度正当性的追问以及随着社会的发展、权利话语的张扬、权利主张的扩展、权利类型的增加,[4]很多新兴权利不断衍生,这些众多的事实都表明,权利观念已经真正内化到了中国公众的内心世界和日常意识,权利时代在中国已然真正来临。

       不过应当看到,法律文本意义上保护公民权利的制度,并没有完全引起社会治理者,尤其是某些官员的重视。不少官员并没有完全做好依法保护公民权利的心理和思想准备,还没有从内心深处真正意识到权利时代的降临给整个中国社会带来的种种深刻变化,包括给国家、社会管理带来的挑战。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官”与“民”之间存在的这种对“权利”问题认知的差异已经引发了很多社会对抗,如民众权利诉求的不断增长与社会权利被部分官员经常性侵犯和压制而导致的种种激烈社会冲突等等,即是非常显明的例证。

       在此,我们主要关注的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十年来,维权行动者及其宣示的权利来源以及其提出的权利诉求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相比,有无发生显著变化以及从这些变化中,可以发现社会治理、司法制度运作乃至法治建设存在的难题和困境以及中国社会应对维权行动应然达成的基本共识等。

       一、当代中国社会维权行动的变化

       (一)维权者宣示的权利来源趋向多样化

       维权的前提应当是有权利。从维权者宣示的权利来看,“权利的样态”大致有五种:其一,法定权利。目前,数量庞大的维权行动主要是依据法律规定提出权利诉求。其二,习惯权利。生活中,人们被侵犯的权利不一定都是法律规定的权利,有时候可能属于习惯性的权利。习惯权利的正当性来源于社会主体的普遍承认并长期信守,多具有历时性、民众参与的普遍性、自发性与社会认同性等特性。④如基于传统习俗而应当享有的燃放烟花爆竹的权利、人们按照按传统方式舞龙的权利等等。其三,推定权利或者说是道德权利。权利人有时候提出的诉求,并非是基于法律规定,而是基于某种“自然权利”、基于个人内心的“正义”道德直觉、自认的“正当性”诉求与合理化主张;或者是基于某种合理性的“目标”以及其他更为基本的权利,来“论证”一种权利或者“谴责”某种政治决定。[5](P225-226)推定的权利诉求产生的共同之处往往是:先行论证权利在道德上或者相关理论依据上的正当性,转而谋求权利在法律上的合法性、生活中的可实践性。这些权利属于一定程度上得到社会认可、社会呼吁的权利主张,虽然在法律制度上,这些依然还没有得到真正的权威性的法律化和制度化的表达形式。[4]如同性恋权利的不断表达以及不少学者从生物学等多角度的正当化证成;而有学者提出了动物保护、动物福利等权利,并获得了不少社会认同,采用的也是类似的论证路径。其四,钻法律漏洞,或者是管理漏洞,谋取不当的利益。最为常见的是,在政府划定拆迁范围前,部分人突击盖房、栽树或在土地上添附其他附着物,或者从事其他建设,能动性地“创造”权利。这些人在即将开发的土地上添附物品,并不是为了满足生产、生活需要,而是为了通过看似“多此一举”的行动,积极“创生”、“创造”所谓的“权利”,进而再借国家法律、政策的漏洞,维护所谓的“权利”,谋取国家补偿。其五,以拒绝合作、合法伤害、损害社会稳定等方式,博取权利,通过可能的“合法伤害”来“创造”权利。如购房者高价购房后,当开发商对同一楼盘的楼房降价销售时,先前购房者不法阻拦,制造社会矛盾;或者是,已经依法获得补偿者,为了谋取额外的补偿款,通过堵路、拉横幅、不断上访等方式把事情“闹大”,谋取法律外、合同外的利益;部分信访者看准“维稳”是地方政府的政治目标和考核硬任务,于是通过反复信访、缠访、多次上访、敏感期上访等方式“要挟”地方政府,从中获得超额补偿等等。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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