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民事诉讼新论

作 者:

作者简介:
张朝阳,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上海 200241。

原文出处: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寇恩案”、“赵宣案”、“死驹案”是研究汉代民事诉讼的珍贵史料,但对它们的解读一直充满着争议。焦点有:“寇恩案”是否存在民事问题刑事化处理的倾向?“赵宣案”为何追债的钱数与欠债数不匹配?“死驹案”的判决到底是什么性质?通过对居延汉简的全面调查,比堪类似案例,我们可以看到:“寇恩案”不存在民事问题刑事化的倾向,“赵宣案”的钱数不匹配是我们对追债次数估计不足所造成的假象,而“死驹案”的判决在主体上是民事性质。最后,结合张家山出土的《二年律令》,我们可以归纳出汉代民事诉讼的特征。这些特征表明:汉代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有显著不同,并且已经进入了“依法审理”的发展阶段。


期刊代号:D410
分类名称:法理学、法史学
复印期号:2014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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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有学者总结过:“汉代的民事诉讼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一直归于沉寂,人们涉猎甚寡……然而伴随着1973—1974年居延汉简的出土,尤其是《候粟君所责寇恩事》册书的面世,使得汉代民事诉讼的具体实态第一次展示于人。缘此,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开始打破沉寂,时见论考发表。”①本文的讨论也不例外,要从这个居延案例入手。

       一 候粟君责寇恩

       《候粟君所责寇恩事》1974年出土于内蒙古额尔济纳地区(古居延),1978年发表于《文物》。它包括36枚木简,记载了建武三年(公元27—28年),候官粟(中级军官,六百石)与平民寇恩之间的一笔合同债务纠纷(以下简称“寇恩案”)。②案件梗概如下:

       公元28年1月30日,都乡啬夫宫收到居延县廷转发的一份起诉文书:粟起诉寇恩欠债。于是宫召唤寇恩进行调查。宫首先给寇恩交代了有关法规。

       先以证财物故不以实,臧五百以上,辞已定,满三日而不更言请者,以辞所出入,罪反罪之律辨告。(《新简》EPF 22)

       然后开始验问。寇恩声称,粟曾经打算让两位部下去市场卖鱼,部下不能去,于是给粟雇佣了寇恩。粟要求寇恩出售5000尾鱼,预期总价四十万钱,并预先支付了一头公牛和27石谷物作为酬劳。但寇恩没能卖足四十万钱。作为补偿,寇恩出售了公牛,并采用馈赠实物和让儿子为粟义务打工的方式,补足了四十万钱。所以寇恩认为自己不欠任何债务。

       公元28年2月12日,宫再次验问寇恩,程序和上次相同,寇恩证词也基本相同。

       公元28年2月15日,宫给县廷上报讯问结果,认为寇恩没有欠债。

       公元28年2月24日,案件发生了重大转折。《新简》EPF 22:34—36记录到:

       居延令守臣移甲渠候官。候[所]责男子寇恩[事],乡置辞,爰书自证。写移书[到]□□□□□辞,爰书自证。须以政不直者法,亟报。如律令。掾党、守令史赏。建武三年十二月候粟君所责寇恩事。

       县廷将原告粟的证词转给居延都尉府,身为原告的粟反而被以“政不直”的罪名处罚。③

       此简册一发表就引起国际关注。1979年,秦汉法史专家何四维(A.F.P.Hulsewé)④详细研究了该案,案件的结局令他颇为困惑。他认为“须以政不直者法”是判定粟“行政管理上不诚实”(dishonesty in administration)的罪名,但案件主体则是债务纠纷,由此发问道:

       这是一宗民事诉讼还是刑事诉讼?或者,在我们(译者按:现代西方)社会将会被认为是民事诉讼的案件,[在中国汉代]不可避免地被纳入刑事范畴?以至于,一个利益要求(按:民事)自动被转化为一项指控(按:刑事)?⑤

       何四维以民事问题的刑事化为切入点,直指汉代有无民事诉讼。但由于当时相关资料太少,他坦言自己无法回答。

       中、日学者对此案也非常关注。俞伟超将此案定性为治狱材料,也就是刑事案例。⑥但张建国于1996年提出该案是民事诉讼。他将“须以政不直者法”与上文“爰书自证”连读,认为这是在正式验问粟之前,告知他的一条律文,并非指控或判决。所以张建国并没有怀疑是否存在民事问题刑事化倾向。⑦2001年徐世虹先生也径直将此案定性为民事案例,并用来分析汉代民事诉讼程序。⑧日本学者籾山明则对何四维的问题颇为关注。他认为“须以政不直者法”意味着“等审理结果下来后,依法对不直之人定罪”。⑨换言之,寇恩和粟君都有可能被论罪。进而他推测到:“即使争财诉讼,其主张也有不合情理的方面,这可以被视为有罪”,因而得出了民事与刑事没有明显区别的看法。⑩

       显然,对寇恩案定性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政不直”一句。在已有的几种解读中,以“行政管理中的不诚实”判决粟(何四维等)较为主流。但有一个疑点:“行政管理中的不诚实”意味着行政上、下级关系,意味着滥用职权。但寇恩与粟君分属民政与军队两个系统,双方只存在合同雇佣关系,何来上、下级?何来滥用职权?(11)

       然而,如果我们放宽、放远视线,就会发现粟滥用职权的情节。(12)寇恩在回忆纠纷起因时,不经意间揭发了粟:

       去年十二月中,甲渠令史华商、尉史周育当为候粟君载鱼之觻得卖。商、育不能行。商即出牛一头,黄、特、齿八岁,平贾值六十石,与它谷十五石,为[谷]七十五石,育出牛一头,黑、特、齿五岁,平贾值六十石,与它谷卌石,凡为谷百石,皆予粟君,以当载鱼就直(值)。(《新简》EPF 22:3—6)

       粟的这些行为显然是违法的:身为中级军官却从事商业活动,要求下属缺勤为自己去市场卖鱼,接受下属的献金去雇佣他人;查实后必然要受到惩罚。下面这件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的案例可以佐证:

       [元寿二年]张掖居延都尉博库守丞贤兼行丞事谓甲渠鄣候言:候长杨褒私使卒并积一日,卖羊部吏故贵[四十]五,不日迹一日以上;燧长张谭毋状,请□免。(13)

       这个案例中的候长杨褒,因为驱使部卒为自己干私活、牟利而被免职。与杨褒相比较,粟的情节要严重的多,受到刑罚自然不足为怪。所以将“政不直”理解为“行政管理上的不诚实”是合理的。这样,我们部分地澄清了何四维的问题:虽然粟受到处罚是刑事问题,但这另有原因,和债务问题无关。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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