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中国与古罗马借贷纠纷救济途径的比较研究

作 者:

作者简介:
霍存福(1958- ),男,河北康保人,吉林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法律文化;武航宇(1978- ),男,吉林通榆人,吉林大学法学院法律史专业博士研究生,沈阳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长春 130012)。

原文出处:
河北法学

内容提要:

为了保障借贷双方当事人的权益,古中国与古罗马都曾努力寻找解决借贷纠纷的途径。首先通过公力救济的方式来规制借贷行为,其次,国民也以私力救济的方式来解决借贷纠纷。在东西方不同的法文化背景之下,古中国与古罗马借贷纠纷的救济途径存在很大差异。为了优化我国目前借贷纠纷救济途径,更好地解决借贷纠纷,应从根源上探究两国借贷纠纷救济途径产生差异的历史根源及法文化内涵,以探寻适合我国的借贷纠纷救济途径。


期刊代号:D410
分类名称:法理学、法史学
复印期号:2014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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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文已由“中国知网”(www.cnki.net)2013年9月日数字出版,全球发行

       中图分类号:DF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33(2013)11-0013-10

       私有制产生之后,借贷就随之产生,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借贷实践愈发频繁,随之而来的借贷纠纷也就越来越多。为了保障双方当事人的权益,古中国与古罗马都曾努力寻找解决借贷纠纷的救济途径。首先通过国家公权力来规制借贷行为,即在法律当中明确规定借贷的利息;法律对借贷行为做相关的禁止性规定;通过诉讼渠道调解借贷纠纷。其次,仅仅通过国家公权力的规制,还不能解决广泛存在于民间的债务纠纷,所以古中国与古罗马的国民也以私力救济的方式来解决借贷纠纷,即担保、动用私刑和道德约束。最后,无论是国家公权力的救济,还是民间的私力救济,都不能完全解决民间的借贷纠纷,所以古中国与古罗马一直在探寻解决借贷纠纷的有效救济途径,在东西方不同的法文化背景之下,古中国与古罗马对于借贷纠纷的救济途径存在很大的差异,古中国注重“公正”的理念,而古罗马则更注重细化借贷契约的条款。

       当前,中国借贷纠纷的救济途径与西方非常类似,而这些源于古罗马的西方借贷纠纷救济途径,与中国本土的契约理念及纠纷救济方式存在一些不兼容的因素[1]。所以,为了优化我国目前借贷纠纷救济途径,更好地解决借贷纠纷,应从根源上探究两国借贷纠纷救济途径产生差异的历史根源及法文化内涵,以探寻适合我国的借贷纠纷救济途径。

       一、国家对借贷行为的公权力救济

       因为借贷现象普遍,而且一旦肆虐,就会对社会与经济造成影响。所以,无论是古中国,还是古罗马,都努力通过国家公权力来控制借贷行为朝正常的秩序发展。即通过规定借贷的利息率,禁止回利为本以及司法途径来保障借贷双方当事人的权利。

       (一)法律规定利息

       在古罗马,放债取息,很久以来就是惹起国家纷争,造成内部争执和纠纷的原因。最初,国家公权力对于利息率没有规定,而是由有钱人随意规定贷款的利息,只有出现纠纷才动用司法程序。所以,十二铜表法①规定年息不得超过1%②,后来,一名保民官的法律又把这样的利率降低了一半。但是,其他的保民官最后还是将放高利贷这样一个行道无条件地禁止了。但禁止借贷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所以没过多久,借贷行为就又悄然出现,而且利息也是越来越高。著名的法学家西塞罗在西里西亚做行省最高长官的时候,就曾在给他的挚友——当时古罗马的“社会名流”阿底古司的信中抱怨,元老布鲁图依仗权势放高利贷。

       我替他们做好安排,叫他们在本金之上,按年加利息百分之十二,六年内偿清。但斯卡泼久司要求百分之四十八利息。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如果他不管我通省只承认百分之十二的利息(我的法令中也是有此规定,即最一钱如命的债主也都承认),而坚持要百分之四十八利息……我的确要为他生我的气而感到有些难过[2]。

       西塞罗抱怨的这件事发生在当时全罗马上流社会奉为道德典范的布鲁图③身上。像布鲁图这样一个地位并不算特别显赫的元老,可以直接放债给行省的城市和附属国的国王,并通过暴力手段勒索血腥的高额利息。第一,为了倚势凌人,可以要行省长官把自己的狗腿子委为地方官;第二,为了讨索私人的债款,甚至可以派国家的骑兵包围地方元老院,最终让几个元老饿死在包围之中。这说明,在古罗马放高利贷的现象非常普遍,而且利息率确实很高,甚至达到年息百分之四十八,是当时行省通行利息的四倍。

       相对比而言,古中国的法律更重视通过法律规定利息率来调控借贷关系。《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无盐氏放贷,一年之中获息十倍,“用此富埒关中。”因为这种放高利贷的现象开始影响社会经济,所以汉朝廷颁布法令,限制利率。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欲贷以治产业者,均受之除其费,计其所得受息,勿过岁什一。”如果“取息过律”,则受到惩罚。至唐代,由敦煌借贷契约文书可以推知,借贷行为应是广泛存在的,而且利息高达年息120%—180%。在敦煌出土的“唐麟德二年(即公元665年)高昌卜老师举钱契”中就明确约定了利息,具体表述是“宁昌乡人卜老师于高参军家人未豊边举取钱十文,月别生利钱壹文”[3],这份契约中约定的月利息是10%,即年利息12%。在另外一件借贷契约文书中,双方约定的利息更高,即:在“唐乾封元年(公元666年)高昌郑海石举银钱契”中,双方约定的利息条款是这样的:“崇化乡郑海石于左憧喜边举银钱拾文,月别生利钱壹文半”[3],这份借贷契约的利率更高,月利息是15%,年利息更是高达180%。所以,《唐令拾遗·杂令第三十三》“公私以财务出举”条规定:“诸公私以财务出举者,任依私契,官不为理。每月取利,不得过六分。积日虽多,不得过一倍。若官物及公廨,本利停讫,每计过五十日不送尽者,余本生利如初,不得更过一倍。家资尽者,役身折酬。……若违法积利,契外掣夺及非出息之债者,官为理。收质者,非对物主不得辄卖。若计利过本不赎,听告市司对卖,有剩还之。如负债者逃,保人代偿。”[4]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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