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法律史研究几个重要问题评析(2000-2011)

作 者:

作者简介:
胡兴东(1971- ),男,云南曲靖师范学院政法学院教授,博士(曲靖 655011)。

原文出处: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2000年以来元朝法律史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元朝法律史在研究上领域扩张,内容上更加深入。2000年以来,元朝法律研究主要在法律史料的发掘与整理、法律中民族风俗习惯因素的分析、元杂剧体现出的法律文化、民事法律制度的内容、刑罚制度的问题、司法制度的具体运行情况和元代法律体系的结构与某类法律形式内涵问题等展开了研究。此外,还有对元朝一些具体法律制度与问题进行研究,如警迹人、盐法和版权保护。


期刊代号:D410
分类名称:法理学、法史学
复印期号:2014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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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623(2013)04-0023-13

       2000年以来元朝法律史研究整体来说进步十分明显,改变了一直以来元朝法律史研究较为薄弱的现象①。这种研究现状的改变与国内学术界对元朝兴趣增加有关,当然,还与2000年以后中国高校研究生的扩招有关,让元朝史、中国法律史的学生数量得到增加,一些学生为了选择没有深入研究领域而对元朝法律史进行选题。元朝法律史在这个时期,从研究上看,虽然人数增加、成果数量增多②、研究内容多样化倾向增加。然而,从发表的论文上看,很多成果多是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和一些博士生研究的习作,让元朝法律史研究体现出重复现象严重,研究不够深入,思考虽有些大胆,但却缺少深入有力的论证等问题。研究群体中多是史学界相关人员,法学界的不多。在选题上传统的较多,新领域较少,甚至主要集中在几个领域,如民事法律制度上主要集中在婚姻家庭方面,就是在最有成就的元代法律史料整理领域,基本方法一致,导致研究成果难有突破。认真分析2000-2011年元朝法律史的研究,较有成就的有七个方面:法律史料的发掘与整理、法律中民族风俗习惯因素的分析、元杂剧中体现出的法律文化、民事法律制度的内容、刑罚制度的问题和司法制度,最近两年新领域是元代法律体系的结构与某类法律形式内涵问题研究。此外,还对元朝一些具体法律制度与问题进行研究,如警迹人③、盐法[1]和版权保护[2]等。

       一、元朝法律思想

       学术界对元朝法律思想研究从2000年以来看,没有成为研究热点,也很难说有重大突破,研究基本是传统问题的深入与扩张。从成果看,仅有两篇是专门研究,具体是铁木尔高力套的2000年论文《元朝法律思想初探》和阿荣2008年硕士论文《古代蒙古法律思想》,其中铁木尔高力套主要是对忽必烈时期的“祖述变通”、“附会汉法”、“实行文治”的法律思想重新考察,指出这些思想在稳定元朝统治和维护国家统一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3]。这种分析仅是对以往对此类法律思想的消极评价转向了中立偏肯定的评价。阿荣硕士论文中有两个部分重点考察了成吉思汗与忽必烈两位元朝法制建设上具有决定性影响人物的法律思想。认为成吉思汗法律思想有“天赐‘大札撒’,大汗即法”的神权法思想、严肃军纪,依法治军的法律思想、建立“断事官”审判制度,注重法制的法律思想、维护社会稳定的法律思想;忽必烈具有颁布“十善福经教白史”,贯彻“政教并行”纲领、贯彻“祖述变通”原则,实施“蒙、汉、藏分治”、划分民族“等级”,赋予“蒙古人”特权的法律思想、依法治国,在民事上以预防为主,在刑事上以“宽刑慎法”为原则、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生态平衡的法律思想等思想[4]。这种分析本质上是对元朝法律思想的一种总结性分析,没有实质的突破。所以认真分析两文,很难说对元朝法律思想研究上有重大突破。此外,学术界还对忽必烈建立元朝时法律思想中“祖述变通”进行分析,具体有3篇论文对此思想进行展开式讨论。3篇论文主要集中在对忽必烈“变通”思想内容与作用的评价上④。当然,对元朝法律思想研究上,还有一些论文与著作中会附带提及,主要观点有“各依本俗”和“酌古准今”,等[5]。此外,还有少数论文对元朝某些人物法律思想进行分析,主要有赵天麟和耶律楚材。有学者指出赵天麟具有以下的法律思想:恢复社会秩序;重视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的建设,反对法律中的民族不平等现象,重视法律的宣传工作,反对肆意大赦,反对对官僚士大夫滥施刑罚的法令;主张国家要用法令的形式规范农业和桑蚕业,提出颁布法令限制土地兼并,表现出强烈的抑强恤民的法律思想[6]。耶律楚材法律思想表现在崇尚儒学,礼法兼治;变革旧法,推行新法;不畏权贵,整顿吏治,严格执法;赏罚分明,恤刑慎杀等[7]。还有一些论文讨论元朝法律思想中不同因素的争论,如汉法与回回法,具体讨论汉法与回回法在元朝法制建设中两种因素的冲突及两者是相互协调的⑤。

       总之,元朝法律思想在研究没有太多的深入研究,特别没有研究元朝法律思想中对唐宋法律思想的继承与变化,而偏向对元朝法律思想中的各民族法律习惯承认上。

       二、元代法律史料发现与整理研究

       元代法律史料发现与整理研究在2000年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当然,研究的主要是史学界,研究方法是校读与沿革考辨,目标是说明元朝法律编纂中的特征,或说是说明元朝法律发展中的汉文化与蒙古文化因素的关系与影响。分析这个时期元朝法律史料的研究有两个方面:新材料的发现与发布,如《至正条格》与黑城汉文献、其他少数民族文献材料的整理与出版,其中2002年《至正条格》残本在韩国的发现⑥,让学界对元朝后期法律史料研究有了新的突破。元朝法律史料新发现上主要有黑城汉文献和《至正条格》。整理研究上主要有《元典章》(2011)最新整理点校本的出版、《通制条格》(2001)点校、《元代台宪文书汇编》(2003)、《台宪通纪》(外3种)(2002)、《元典章·刑部》点校本出版(2004)和《元至元八年户口条画校勘与释例》(2007年)[8]等。这些法律史料的整理、点校出版为元朝法律史的研究提供了较好的基础。这个时期元朝法律史料上最有代表性的成就是《至正条格》的发现、黑城文献中法律史料的整理与出版和《元典章》点校本的出版为最重要事件,因为三者从不同的视角为元朝法律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文献基础。《至正条格》为元朝法律编纂的变迁提供了对比,通过对《至元条格》、《通制条格》、《元史·刑法志》、《元典章》和《至元新格》等比较,分析元朝立法上的变迁和特点成为可能⑦。黑城文献中法律史料的出版为了解元朝法律适用的具体情况提供了原始的档案和依据,同时也可以比较元朝法律在民族地区适用的情况。《元典章》的点校出版,让一般学者能够较好的使用元朝最具真实性、反映中国古代立法、司法等问题的原始史料。《元典章》是现在中国古代在明清司法档案以前出现最早的、较为系统的具有原始司法档案、立法机制和法律适用机制等问题的史料。碑刻文献方面,李雪梅在《元代法律碑刻要目及简释》中收集了240份(1206-1368年)与法律有关的碑刻文献目录,并对元朝法律碑刻文献的内容特点进行了简单的解释,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元代碑刻中法律文献的情况[9]。现在国内元代法律史料的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是往往由史学界一家独立进行,让研究成果难为法学界所使用,且在分析上多从文献学的视角分析,缺少法律视角的审视。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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