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与古典学重建

作 者:

作者简介:
裘锡圭,复旦大学教授、古文字学家。

原文出处:
光明日报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K1
分类名称:历史学
复印期号:2014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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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根据学界已有的认识和研究成果,简单谈谈出土文献与古典学重建的关系。我国学术界使用“古典学”这个词,是晚近的事,大家对它的理解恐怕并不一致。我所理解的“古典学”,系指对于蕴含着中华文明源头的先秦典籍的整理和研究。我们过去虽然没有用“古典学”这个名称,但是实质上,古典学早就存在了。发源于孔子及其弟子的经学,就属于古典学的范畴。

       经学与政治相结合,在古典学中占据统治地位长达两千年。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结束了这个局面。“五四”以后,对包括先秦典籍在内的传统文化,知识界有不少人持简单的否定态度。几乎与五四运动同时,在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下,我国学术界兴起了怀疑古史和古书的思潮,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发展到了顶峰。疑古派(或称“古史辨”派)在将传统的上古史大大缩短的同时,以前代学者的辨伪工作为基础,大大扩展了古书的怀疑范围。很多先秦古书(包括经书)的年代被推迟,很多一般认为属于先秦的古书被认为是秦汉以后的伪作。他们的古典学研究,给传统的古典学以巨大的冲击。疑古派有不少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是他们的疑古显然过了头。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上简单否定传统文化的思想,也是相当普遍存在的。在学术界,疑古派怀疑古书的很多看法,也仍为不少人所信从。改革开放以后,大家对传统文化有了比较全面、比较正常的态度。学术界对传统文化的研究明显加强。很多有识之士指出,我国人民(包括广大知识分子)缺乏人文素养,甚至对作为本民族文明源头的先秦典籍中最重要的那些书(有些学者称之为“原典”),也茫然无知,或知之过少,这是关系到国家、民族命运的严重问题。发展古典学已经成为时代的要求。我们不能照搬在很多方面都早已过时的传统古典学,也不能接受那种疑古过了头的古典学,必须进行古典学的重建。

       出土文献对古典学的发展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古代的“孔壁古文”和“汲冢竹书”就是明证。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战国至汉代的墓葬里,陆续出土了大量文献资料,其中包含了很多先秦典籍(有些是已无传本的佚书)的抄本,下文把这些抄本简称为“新出文献”。从总体上看,它们对古典学的重要性已超过了“孔壁古文”和“汲冢竹书”。下面从三个方面,简单介绍一下新出文献对古典学重建的重要性。

       一、关于古书的真伪、年代

       新出文献可以证明前人在先秦古书的真伪、年代问题上有不少怀疑过头的地方。

       汉武帝早年下葬的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了《六韬》《尉缭子》《晏子春秋》等书的部分篇章的抄本,可证今本确为先秦著作。今本《吴子》《鹖冠子》的有些文句,见于新出文献里的佚书而不见于其他传世古书,可见此二书也应为先秦著作。三《易》之一的《归藏》,未著录于《汉书·艺文志》,至宋后全部亡佚。前人多以为晋代以来古书引用的传本《归藏》为汉以后人所伪作。王家台秦墓出土《归藏》残本,其内容与古书所引佚文基本相合,可见传本《归藏》确是从先秦传下来的。银雀山汉墓同时出土孙武与孙膑的兵法,使近代以《孙子》十三篇为孙膑所作之说不攻自破。

       百篇《书序》,汉人以为系孔子所作。自朱熹以来,学者多疑之,不少人以为系汉人伪作。百篇《书序》非孔子所作,是很明显的(前人已指出,百篇中有《尧典》《禹贡》,此二篇所反映的地理知识是孔子之时所不可能有的)。但是《书序》说:“高宗梦得说,使百工营求诸野,得诸傅巖,作《说命》三篇。”《说命》经秦火而亡佚。《说命》分三篇,不见于任何传世古书(伪古文《尚书》的《说命》分三篇,是根据《书序》的),而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以下简称“清华简”)中的《傅说之命》(即《说命》)正好明确地分为三篇。整理者据此指出,《书序》作者是确实看到了百篇《尚书》的。可见《书序》是战国时人所作,并非汉人伪作。

       在疑古思潮的影响下,古代文史学界的很多人,曾认为大小戴《礼记》(以下简称“二《记》”)所收诸篇,是战国晚期到汉代的作品。从新出文献中的有关资料来看,二《记》的绝大部分应是先秦作品,而且其中大概还有不少战国中期甚至早期的作品。

       在郭店楚墓竹简(以下简称“郭店简”)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以下简称“上博简”)的儒家作品中,有不少与二《记》有关之篇。《礼记·缁衣》同时见于郭店简和上博简。上博简《民之父母》与《礼记·孔子闲居》前半部分相合,上博简《武王践阼》与《大戴礼记·武王践阼》有同源关系,上博简《内礼》与《大戴礼记》的《曾子立孝》《曾子事父母》有不少很相似的内容。还有一些篇有个别段落、语句与二《记》相合、相似。郭店简和上博简抄写的著作,其撰成时间都不会晚于战国中期;二《记》中相关各篇的撰成时间,也应有不少是不晚于战国中期的。古人认为《缁衣》为子思所作。郭店简不但有《缁衣》,还有跟子思有密切关系的《五行》和《鲁穆公问子思》,因此《缁衣》极可能确为子思所撰,是战国早期作品。从新出文献看,前人对《礼记》的《礼运》《月令》等篇时代的估计,也是过晚的。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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