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观念与中国传统史学转型

作 者:

作者简介:
罗炳良,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罗炳良(1963-),男,河北定兴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原文出处:
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清代的乾隆、嘉庆年间,学者研经治史好言“实事求是”,既表现为治学特征和考据方法,更成为治学规则和学术观念。清代史家在“实事求是”观念的影响下,一扫宋明以来空谈天理性命的治学风气,建立起求真考实和无征不信的学术机制,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古代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型。


期刊代号:K1
分类名称:历史学
复印期号:2014 年 01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K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210(2013)05-0054-06

       清代乾嘉时期的学者在纪事、著述、考证、议论等研经治史的过程中,屡屡提到“实事求是”的问题。这不仅表现在他们的治学特征与考据方法上,更表现在他们规范研经治史实践的学术观念上。乾嘉学者“实事求是”观念的内涵及其导向,在当时的学界形成注重征实和求真的学术风气,不仅导致了清代学术由前期的理学思潮向后期的朴学思潮转变,而且促进了中国古代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型,对于考察中国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清代“实事求是”观念的复兴

       清代学者的“实事求是”观念,从学术渊源上来说是对汉代古文经学注重实证的传统思想的继承,至清代这种观念被进一步发扬光大,蔚然形成一代风气,开创出与宋明义理之学性质截然不同的朴学思潮,成为一种独特的学术形态。

       西汉文帝以后,鉴于秦朝焚书坑儒文化专制政策造成的典籍散佚、礼教废弛的局面,大力搜罗先秦古籍,广开官民献书之路。除朝廷征书之外,一些诸侯王也广集宾客,搜集和整理古代典籍。其中,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1]2410。所谓“古文先秦旧书”,是相对于经过汉代学者改造而为朝廷立为官学的今文经学典籍而言,被认为是孔子弟子所传,保存了孔子以及先秦儒学的真实面貌。人们对这些文献进行整理和研究,称之为古文或者古学。史载西汉孔安国、东汉毛公、贾逵等人“因汉鲁恭王、河间献王所得古文,参而考之,以成其义,谓之‘古学’”[2],成为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相互颉颃的文本依据。班固称刘德“修学好古”,当谓其致力于研究以“古文先秦旧书”为内容的“古学”;而“实事求是”,据唐人颜师古注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1]2410,当是通过考订古籍文本记载是否真实,求得事实真相。

       汉代学者这种治学观念,为2000年后清代乾嘉朴学家所认同,这已是大多数清代学者的共识。例如:凌廷堪认为:“昔河间献王实事求是。夫实事在前,吾所谓是者,人不能强辞而非之;吾所谓非者,人不能强辞而是之也,如六书九数及典章制度之学是也。虚理在前,吾所谓是者,人即可别持一说以为非;吾所谓非者,人亦可别持一说以为是也,如理义之学是也。”[3]阮元也指出:“《汉书》云,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后儒之自遁于虚而争是非于不可究诘之境也,岂河间献王竟逆料而知之乎。我朝儒者,束身修行,好古敏求,不立门户,不涉二氏,似有合于实事求是之教。”[4]687-688曾经追随阮元问学的朝鲜学者金正喜也说:“《汉书·河间献王传》云,实事求是。此语乃学问最要之道,若不实以事而但以空疏之术为便,不求其是而但以先入之言为主,其于圣贤之道未有不背而弛者矣。……学问之道,既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为归,则当以实事求是,其不可以虚论遁于非也。”[5]可见,汉代学者这一学术主张与清代学者的治学观念一脉相传。

       清代的乾隆、嘉庆年间,学者研治经史大力提倡史实考据,把考证历代典章制度和历史事件作为原则,自觉遵循以“训诂明道”为宗旨的“实事求是”观念。钱大昕主张,学者治史应该尊重古人本来面目,不能不顾事实而轻率訾议前人,表明自己“惟有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6]序。王鸣盛治史目的在于“以校订之役,穿穴故纸堆中,实事求是,庶几启导后人”[7]序,强调研治经史之学要有实事求是的精神。汪中声称“为考古之学,惟实事求是,不尚墨守”[8],明确主张治学不应存有门户之见,墨守陈说。马瑞辰亦言:“考证之学,首在以经证经,实事求是。”[9]阮元阐明自己的治学宗旨是“余之说经,推明古训,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4]自序,反对治史解经故意标新立异,与前贤相龃龉。可见,“实事求是”观念并非乾嘉时期的个别史家所有,而是绝大多数学者的普遍共识。

       乾嘉学者不仅按照这个原则研治古代经史,而且用以评骘古今学者的治史成就。章学诚总结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时,高度评价了宋代朱熹、黄干、蔡沈、真德秀、魏了翁、黄震、王应麟,元代金履祥、许谦,明代宋濂、王祎,清代顾炎武、阎若璩诸人治学“服古通经,学求其是”[10]16。钱大昕不但指出宋人沈括、吴曾、洪迈、程大昌、孙应时、王应麟诸人“穿穴经史,实事求是”[11]405,而且称赞时人戴震治学“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11]672,汪辉祖考史“自摅新得,实事求是,不欲驰骋笔墨,蹈前人轻薄褊躁之弊”[12]。梁玉绳评价钱大昕考证《汉书》“皆实事求是,出自心得,过宋三刘《刊误》远甚”[13]。洪亮吉赞誉邵晋涵治学“尤能推求本原,实事求是”[14]。阮元评价钱大昕“深于道德性情之理,持论必执其中,实事必求其是”[15]序。这类评价在乾嘉时期的著作中俯拾即是,不胜枚举,充分表明“实事求是”观念已经深深植根于乾嘉学者的头脑里,成为指导他们研经治史的学术规则。

       二、清代“实事求是”观念的内涵

       乾嘉时期的学者倡导“实事求是”的治学观念,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学术内涵。然而,很长时期以来,学术界仅仅将其视为清代中叶特定时期存在的治学方法,概括为信古特征,而对这一观念的内涵却缺乏深入细致的探讨。清代学者治学的“实事求是”观念,分为经学家的“实事求是”观念和史学家的“实事求是”观念,而在史学家的观念里表现得更加明确和彻底。诚如近代梁启超所言:“总而论之,清儒所高唱之‘实事求是’主义,比较的尚能应用于史学界。”[16]清代史学领域的“实事求是”观念,具有鲜明的史学批评内涵,属于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范畴。

原文参考文献:

  • 91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