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学术史研究之源起

作 者:

作者简介:
葛志毅,大连大学 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中心,辽宁 大连 116622 葛志毅(1947—),男,黑龙江哈尔滨市人,大连大学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研究。

原文出处:
河北学刊

内容提要:

1980年代,因中外文化交流日益深入,学术观念较前发生重大转变,加之众多出土文献不断呈现于学者面前,陆续有人提出重写学术史的动议。那么,什么是中国学术史?其源起及发展状况如何?它原来是何种写法?现在应当如何重写?这些似乎皆应予以探索和深究。本文从分析中国古代学术史研究的源起入手,对之提出一些个人看法,以供时贤参考。


期刊代号:K1
分类名称:历史学
复印期号:2014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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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3)06-0001-08

       一、学术史研究与古代学术文化的起源

       学术在中国古代又称“道术”,乃圣贤治天下大经和大法所托寓,故可谓学术研究的实质相当于探索治天下的要旨大义。于此可见学术史在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中的特殊地位与意义。古人治学,系在模拟治天下或国家,孔子谓“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孟子谓墨者夷之欲以薄丧之道“易天下”(《孟子·滕文公上》),皆可为证。也就是说,学术史研究关乎对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及历史文化本质属性的理解和认识,这可以儒学史的研究说明之。若不注意研究中国古代儒学史,不理解儒家提倡的内圣外王之道,便无法真正认识中国古代社会及其历史文化的本质属性,以此可见学术史研究之重要。

       有学者提出,中国古代学术史的研究目的是以“求道”、“明道”为本;亦或提出,学术史的研究理念以“道”为体,以“史”为用。那么,何谓“道”,便成为中国学术史必须解决的问题。道是宇宙世界的本原,古人将“道”分为天道、地道与人道。人们“求道”、“明道”,是为了认识世界和究明社会,并从中引伸出人立于天地之间应当秉持的信念及行为方法。由于“人为天地心”,故中国古代的道术探索以个人道德修为及家国社会治化为中心,可将其归入政治伦理的意义范畴。《潜夫论·赞学》曾如此论述探索学问的宗旨:“天地之所贵者人也,圣人之所尚者义也,德义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学问也。”故而追求学问的宗旨在于修成德义人格。在古人看来,政治不过是人格的延伸,故德义人格修养是最为根本的学问功夫。儒家认为,自天子下至于庶人,一切皆以修身为本。由于人是宇宙天地的中心,修身进德乃为人立事之根本,中国古代学术史“求道”、“明道”的探索即围绕此核心主题展开的。总之,历代学者探索道术的活动及其成果构成了中国古代学术史研究的基本内容框架。

       从大的方面讲,学术文化的起源和发展主要与人们探索世界未知、解读自身以及揭示社会运作及其发展法则诸方面的实践需要有关。在中国古代社会,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的需要,即政教治化管理之需要,培育人才之教育需要,社会精神文化自身的发展需要。

       首先,《庄子·天下》篇在追溯道术起源时提出“神明”概念作为道术的形上本性,圣王乃有得于神明本原的得道者,他们又具体表现为天人、神人、至人、圣人四个形上人格。此形上的道术本原转为形下的世事器数之理时,则具体表现为君子、百官、庶民的形下人格特征。由此形上的神圣道术本原转为形下的世事器数之理,乃由圣而俗的变换,再表现为“其明而在数度者”,即进入具体的现实学问,出现所谓“旧法世传之史”,邹鲁缙绅“六经”及散处天下中国的百家之学。道家思维哲理的根本是抽象之道,故庄子在追溯学术起源时,演绎了由形上而形下再推原出现实的学术理念,论述显得神秘而迂曲。但若透过其关于道术产生之抽象神秘的论述形式,则可发现,庄子欲说明的乃是学术的产生适应了政教管理的现实需要。

       荀子未像庄子如此专门论述过学术的起源问题,但通过对其相关思想的分析,可知其认为学术知识乃经圣人、君子的创造积累功夫而形成。荀子认为,圣人、君子乃国家社会的根本,乃道法治化之原。《荀子·君道》:“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又曰:“故械数者,治之流也,非治之原也;君子者,治之原也。”《致士》曰:“道之与法也者,国家之本作也;君子也者,道法之总要也。”圣人、君子既为道法治化之本,故其人格高尚可贵;其人格之形成,乃努力于礼义的创造积累功夫所致。《儒效》曰:“涂(途)之人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彼求之而后得,为之而后成。积之而后高,尽之而后圣。故圣人也者,人之所积也。”《王制》曰:“礼义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礼义之始也。为之,贯之,积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此不惮其详地引述荀子之言,就是为了着重说明圣人、君子的高尚人格及礼义法度皆乃经创造性实践的积累功夫而成,皆非“生而知之者”。荀子又特意指出圣人优异于众人者,在于其富有人的主体创造自觉,即《性恶》所谓:“故圣人之所以同于众而不异于众者,性也;所以异而过众者,伪也。”按:“伪”指人的主体创造自觉。荀子又指出,道乃由圣人掌控,“六经”则是用来表述道的。道与“六经”出于圣人创制,也用以表现圣人道德功业的知识文化成果,其崇高自不待言。但若以圣人、君子与“六经”文本相比,其人格要比“六经”文本价值高出许多。以富于生命感染的君子人格作为效法榜样,要比仅仅学习经书文本效果好的多。这反映出荀子对主体本原创造性的充分肯定,是理解其学术思想的关键所在。荀子所看重的是道德经世功业,而非经书文本,反映出他对儒家重经世实践精神的认同与坚持。综之,荀子虽未像庄子那样专门论述过学术文化的起源,但通过分析其关于圣人、君子与道法礼义关系的认识,可以发现其重经世实践而轻经书文本的信念,由此可从中推导出荀子必主张学术知识出于实践创造积累的结论,尤其是他所谓“圣人之于礼义积伪也,亦犹陶埏而生之也”,对于我们理解此问题更有直接的启发。这样,借助荀子的论述可使人认识到,圣人、君子出于政教治化之需要,创造积累起礼义道法的思想体系,其中包括学术文化知识,儒家“六经”即是。不唯如此,“六经”实乃上古学术文化知识成熟性的标志和集大成总结,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进一步谈中国学术史的研究。关于“六经”的性质,《汉书·儒林传》有很好的概括:“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将其政教治化意义本质揭示得一清二楚。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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