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的社会理想及政治学说

——读《亭林文集》郡县论及相关诸论书后

作 者:

作者简介:
瞿林东,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北京 100875 瞿林东(1937— ),男,安徽肥东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史学理论与中国史学史研究。

原文出处: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顾炎武是一位博通经史而旨在经世致用、促进社会进步的伟大学者。读《亭林文集》卷一之《郡县论》以及《钱粮论》《生员论》,卷六之《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等篇,可窥其社会理想及政治学说。顾炎武的社会理想,概括说来,就是“厚民生,强国势”。他的政治学说,集中表现在“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及与此相关的诸论之中,涉及政治体制、财政、选举、军事等。今读其诸论并参考前贤与现时同行研究而有所启示,乃撰成此文,作为对这位伟大学者诞生400周年的纪念。


期刊代号:K1
分类名称:历史学
复印期号:2014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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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3)05-0001-08

       顾炎武(1613—1682)是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史学家,他的《日知录》《亭林文集》《天下郡国利病书》以及其他许多著作,对清初以来的学术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三十多年来,关于顾炎武学术思想及其价值的研究有广泛的展开。

       研究中国学术史或学术思想史的学者,重视顾炎武提出的“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的论点,认为顾炎武“给理学开辟了新的领域”[1]477;指出,晚明以来,阳明心学以至整个宋明理学已日趋衰颓,思想学术界出现了对理学批判的实学高潮,顾炎武顺应这一历史趋势,在对宋明理学的批判中,建立了他的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学术思想。[2]489也可以说,顾炎武开辟了“‘经学即理学’的学术新途径”[2]489。研究中国思想文化史的学者,从“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潮”视角出发。综合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位思想家和史学家的共同特点和各自说法,强调指出,顾炎武区分“国家”和“天下”的两个概念,认为“矫正极端君主专制的有效措施乃是分权”,提出“寓封建于郡县之中”的论断,以及顾炎武的学术活动“都围绕着经世致用这一宗旨展开”[3]417-423的时代特点等,凸显出顾炎武思想的历史价值。有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者在“清初史学的创新”这一史学背景下,深入阐述了“顾炎武与清代历史考据学——崭新治史方法的出现”,并从普遍归纳证据、反复批评证据、精确提出证据、审慎组合证据、重视直接证据等几个方面,论述了顾炎武的考据思想和考据方法。[4]207-224有的史学史研究者在“反对专制主义倾向”这一主题之下,对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的思想作综合性研究,着重指出“顾炎武认为‘国’和‘天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反映了政治内涵和文化内涵的区别。[5]292-295还有史学史研究者对顾炎武的学术作了较全面的考察,包括对顾炎武“两巨著”即《天下郡国利病书》和《日知录》的分析,对顾炎武的“政治思想和社会经济思想”的分析,以及对顾炎武“治史方法”的分析;其于“政治思想和社会经济思想”领域,则着重剖析顾炎武“倡清议以正风俗”、“寓封建于郡县”、“废生员,行选举”等几个方面主张的意义。[6]430-438以上这些学术见解,一方面反映了研究者从不同的学术领域对顾炎武研究提出各自的看法;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关于顾炎武研究空间的广阔。

       近年来,关于顾炎武研究的论文,亦如上述有关专书一样,其着眼点亦不尽相同,各抒己见,都有不同程度、不同研究侧面的参考价值。而关于顾炎武政治思想的研究,受到较多的关注①,其中《论顾炎武在“郡县”等七篇政治论文中提出的社会问题》一文,尤具代表性。这篇论文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把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这三位思想家和史学家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历史发展趋势,交代得十分清晰;二是把顾炎武的“郡县”等七篇政治论文的核心思想概括得十分准确,读来颇受启发。作者在此文结束时这样写道:“顾炎武在十七世纪中叶提出的社会问题,是中国封建社会发生变动和资本主义萌芽有所发展的反映。后来,随着封建制(社会)又趋稳定,这些社会问题也随着变了样,在十九世纪以前,很少有人再去注意它、讨论它。”[7]在这里,作者的历史感慨渗透于字里行间。

       当然,我们也可以换一种思维方式,即从鸟瞰历史进程、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来看待顾炎武的“‘郡县’等七篇政治论文中提出的社会问题”,进而揭示这些“政治论文”的历史价值,即“在他的文集中,《钱粮论》《郡县论》《生员论》《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等七篇,是他总结历史经验,对于政治制度、军事制度、财政和选举的专门论述,表达了他的经世致用的几个方面”[8]81-82。这样,一方面我们可以从它们讨论问题的“去向”上判断它们的成就与局限;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从它们讨论问题的“来程”上评价它们的进步性与保守性。

       本文试图在前贤与当代同行研究的基础上,就顾炎武的社会理想及其政治学说,提出一点粗浅的认识,希望多少起到一点拾遗补阙的作用。

       一、“厚民生,强国势”:“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主旨

       顾炎武的社会理想,首先是着眼于对历代政治体制运行轨迹的考察,并从理论上加以概括,进而作出明确的判断。

       《郡县论·一》开宗明义指出:“知封建之所以变而为郡县,则知郡县之敝而将复变。然则将复变而为封建乎?曰:不能。有圣人起,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天下治矣。”[9]12这是顾炎武社会理想的基本出发点,即“天下治矣”。他进一步阐明他的社会理想和政治主张,这就是:“然则尊令长之秩,而予之以生财治人之权,罢监司之任,设世官之奖,行辟属之法,所谓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二千年以来之敝可以复振。后之君苟欲厚民生,强国势,则必用吾言矣。”[9]12

       在中国历史上,自秦汉以下以至宋、元、明,“封建制”即分封制与郡县制的争论时起时伏,伴随着历代政治体制运行轨迹始终未曾消失。三国时期曹冏作《六代论》,总结夏、殷、周、秦、汉的历史经验教训,认为曹魏的政治形势是:“子弟王空虚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窜于闾阎,不闻邦国之政;权均匹夫,势齐凡庶,内无深根不拔之固,外无盘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为百代之业也。”[10]721-725一言以蔽之,没有实行真正的分封拱卫朝廷。西晋时陆机撰《五等论》,认为分封制是治世的基础,郡县制是乱世的根源。[10]742-743可见,在朝代频繁更迭之时,人们认为分封制是“百代之业”的保证。唐朝建立不久,有人向唐太宗提出分封宗室、功臣的建议,遭到许多大臣的反对,如李百药、马周先后上疏,均言分封之制不可恢复。[11]98-111这表明,魏晋南北朝至唐初,分封制与郡县制孰是孰非的问题,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认识。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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