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经验、记忆与历史研究:拉斐尔·塞缪尔的史学贡献

作 者:

作者简介:
刘耀辉,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副教授400047;雷芳,湖南科技大学副教授411201

原文出处:
史林

内容提要:

拉斐尔·塞缪尔是英国杰出的社会主义史学家,主张拓宽历史研究的领域,提倡“自下而上的历史”。他所领导的历史工场运动,极大地促进了历史实践的民主化进程;他也是英国口述史的开拓者。为英国口述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期刊代号:K1
分类名称:历史学
复印期号:2014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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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3)05—0167—10

       拉斐尔·塞缪尔(Raphael Samuel,1934-1996)是英国著名左派史学家,一生致力于拓宽史学研究的领域,注重大众的经验,倡导“自下而上的历史”,反对学院化史学,对英国新左派运动和历史研究的民主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首先简要叙述拉斐尔·塞缪尔早年的经历,然后探讨他在历史工场运动和口述史方面的贡献。

       拉斐尔·塞缪尔1934年12月出生于伦敦一个犹太人家庭。拉斐尔的母亲是一位很有天赋的音乐家和作曲家,也是忠诚的共产党活动分子;姨父阿布拉姆斯基(Chimen Abramsky)是一位俄国移民,犹太社会主义史学家,他论述第一国际的著作,是对国际工人运动做出的早期重要研究之一。拉斐尔经常与姨父在一起,吸收后者的政治和理论知识。这种家庭环境让拉斐尔很早就了解到了共产主义文化。除了这种丰富的家庭文化遗产之外,他有幸在汉普斯特德(Hampstead)的阿尔弗雷德国王中学(King Alfred's School)接受教育,该学校知道如何察觉和鼓励优异的孩子,这为拉斐尔的成长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1952年,拉斐尔顺利进入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学习近代史,师从克里斯托弗·希尔,1956年以优异成绩毕业。拉斐尔是牛津大学一小群年轻的大学生党员(他们以希尔为核心)中的重要人物。这些人毫不掩饰对共产党的政治忠诚,他们既自我疏离,又引起了注意。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不无夸张地指出:“拉斐尔既是牛津大学政治舞台上的被遗弃者,也是其灵魂人物。如果没有拉斐尔某种程度的间接参与,牛津就不会发生任何重要的事情。”①在大学期间,拉斐尔也加入了“共产党史学家小组”。对他来说,这个组织的一大特色就是相对的平等,即年轻人与老年人、男性与女性、外来移民与本土居民、工人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平等,这与广大英国社会的等级制构成强烈反差。②

       1955年,政治氛围开始解冻,这种情形对牛津的政治产生了很大影响,让独立左派(从未加入共产党,坚决的反斯大林主义者)与拉斐尔等人(赫鲁晓夫的改革促使他们进行一种更公开、更透彻的政治重估)之间的对话更自由,也更开放。这种争论的一个主要平台是社会主义俱乐部(The Socialist Club)。在这个圈子中,早就有人提议创办一份杂志来推进上述激进的辩论,这种想法也得到拉斐尔的大力支持和鼓励。1956年夏,英法入侵苏伊士运河区以及苏联坦克对匈牙利人民起义的镇压,在英国左派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一场地震,前者表明帝国主义时代并没有消亡,后者则体现了斯大林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的堕落。拉斐尔的整个政治世界也坍塌了,后一事件对他以及其他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影响尤其巨大。拉斐尔很快做出了反应,即退出共产党(不过共产主义文化在他身上的烙印一直没有褪去)。在共产党著名的史学家群体中,只有霍布斯鲍姆和老一代成员留在了党内。③

       1956年的危机和巨变并没有让拉斐尔消沉和退却,而是促使他从事激进而出色的活动。1957年春,《大学与左派评论》创刊,刊物的编辑是两位前共产党员拉斐尔和皮尔逊(Gabriel Pearson)以及两位独立社会主义者,即斯图尔特·霍尔和查尔斯·泰勒。以《大学与左派评论》为核心的“第一代”新左派,背后有一个更大的左派群体,杂志的编辑只是其代表人物而已。在与汤普森的《新理性者》合并之前,拉斐尔就是这个群体的机车头、政治发动机和精神动力。他的政治意志、决心和能量是无穷的。在杂志第一期出版时,他说服出版商印刷了几千份,也提出在伦敦召集杂志读者会议,并且做出了相关安排。

       《大学与左派评论》的编辑经常集会讨论一些问题。杂志的创刊发行,既象征也引领了英国左派思想的关键性转变,马克思的一些早期作品以及欧洲文化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比如卢卡奇)作品的英译,也加强了这种转变。杂志试图在政治、社会和文化讨论之间进行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综合。尤其在拉斐尔的影响下,杂志推动了全国范围的新左派运动——以伦敦和大多数地方主要城市的俱乐部和咖啡馆的松散聚会为基础。拉斐尔还构想了一种以咖啡为基础的泛左派文化。咖啡馆是令人激动的聚会场所,与1958年作为大众运动的核裁军运动的出现具有政治关联。新左派开了自己的咖啡馆,作为青年左派的碰面地点,这种做法很成功,但是从经济上而言,这是一场灾难,后来只得关门大吉。与此同时,杂志毫无必要地与汤普森负责的《新理性者》竞争。1960年,两份杂志合并,《新左派评论》诞生。在《新左派评论》编委会中,前《大学与左派评论》的成员与《新理性者》带来的观念存在冲突,汤普森与霍尔之间也存在个人对立。一开始,《新左派评论》也无力摆脱经济困境,直到富有的贵族知识分子佩里·安德森出手相助。随后,安德森接管杂志。1962年春,拉斐尔也赶走,作为一场运动的新左派就此结束。④

       对拉斐尔而言,1962年是一个转折点。这一年,他开始在牛津大学罗斯金学院担任教职(直到1996年去世)。在当时,罗斯金学院本质上依旧是工人的大学预科(pre-university)学院,他面对的主要是工会学生。这就为拉斐尔领导的历史工场运动(History Workshop movement)提供了土壤和契机。

       拉斐尔在牛津大学罗斯金学院的教学活动,为英国左派史学研究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他关注人民的历史:一种自下而上的因果解释,其中工人群众的真实经历是探究的核心。历史工场正是这种方法的组织机构,尽管它当时并没有获得学校权力机构的承认,也不为文化权威所认可。⑤不过,它最终会获得巨大成功和产生深远影响,对学院史学造成冲击,为人民的历史开辟一片新天地,并且指引英国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发展。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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