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数字融合发展的规制政策初探

作 者:

作者简介:
周庆山,男,1965年生,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彦篁,男,1980年生,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2011级博士研究生。

原文出处:

内容提要:

文章结合规制1.0、规制2.0到规制3.0的演进历程和规制的经济理论分析,探讨台湾传播政策法规和传播机构规制体制的变革,归纳出台湾数字融合发展的四个特征:数字融合规制与国际接轨、政策制定渐进合理、体系建构较为完备、关注民众与市场。


期刊代号:L1
分类名称:情报资料工作
复印期号:2014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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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的不断发展及广泛应用,特别是电信、大众传播和互联网的各种技术、服务、组织机构、资本及运营等进一步走向融合,相关政策规制也顺势进行变革和融合,为过于条块分割的各种信息采集、传播及服务手段的不断融合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和条件。在这方面,世界各国和地区都做了不少尝试。探讨台湾地区从两个方面对规制政策及法规方面进行调整,一是对社会及市场秩序保持稳定,二是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促进新兴科技产业和相关内容产业的蓬勃发展,值得借鉴。

      1 数字融合规制政策的演进

      1.1 数字融合与三网融合

      所谓“数字融合”(digital convergence)在技术汇流层面上是指电信、广播电视及互联网络的整合与IP(Internet Protocol)化的趋势,打破过去电信网络只能提供语音服务、广播电视网络只能提供影音服务的产业藩篱,通过一个传输平台提供全部(包括语音、数据、影音内容等)应用服务。这种方式促成了产业结构的转变,也加剧了产业的竞争,业界的竞争也转向以服务为中心的竞争。

      数字融合政策在大陆称之为“三网融合”政策。三网是指电信网、广播电视网和互联网,而将三个领域汇整在一起的综合通信服务策略称为三网融合,其发展重点是在三网技术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应用服务统一。这里所指的不仅是三者物理性的结合,还包括三者所提供的高级服务的业务应用融合,以及技术上趋向一致;技术网络实现互联互通,使得服务覆盖范围无死角;业务层面上,广电业者以及电信业者在经营上是竞争与合作的关系,提供多样化、多媒体化、个性化的服务,促使行业管制和政策也在三网融合的推行下逐渐趋向统一。

      1.2 数字融合的发展

      从全球角度看,互联网在过去十五年间所创造的经济增长相当于工业革命五十年来的经济增长。以美国为例,1995年在美国时任副总统戈尔的倡议下,国家信息基础设施(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NII)计划实施并得到快速发展。至2011年,美国网络经济营收占全球的30%,美国政府的政策行为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就美国而言,1995年至2009年间的GDP增长中有8%来源于互联网;2004年以来,互联网带动GDP增长比例甚至提高至15%[1]。

      数字融合所带动的服务市场争夺战已经在各个国家和地区势不可挡地展开。为协助产业转型、掌握市场契机,各国政府纷纷提出与数字融合相关的产业政策,期望借此来消弭技术、产业与法规障碍,营造有利于数字融合发展的产业环境。如英国公布的《数字英国》(Digital Britain)白皮书、美国提出的《国家宽带计划》(Connecting America:the National Broadband Plan)、日本的《e-Japan战略》、韩国的《面向未来的互联网发展计划》等。

      数字融合孕育着新兴产业,如:云计算产业的发展、新兴影音内容的视听节目服务的发展等。由于影音内容的制作与播放需要庞大的储存空间与宽带资源,通过云计算技术的应用,节目内容能够更快、更好地传输,使用者能随时随地用Pad、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等取得任何节目和服务。内容方面,网络的可互动性让电视电影呈现出新的形态,例如:可互动的网络微电影、网络剧等的红火表明各界对网络视听节目商机的看好;而社群网络短片让用户有机会将身边的点滴转换成影片故事,通过网络及时与亲友分享。随着公众选择与收视来源的日趋多元化,节目内容的升级、创新多元也将成为数字融合产业发展的核心。

      数字融合在为产业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为政府规制带来挑战。从用户角度,数字融合带来了更加便捷的生活:信息随手可得,不再受时空限制,使用者可以自由选择服务平台,不受限于特定的服务提供者。这样的美好生活愿景却给相关产业,包括电视、电信、网络、信息服务业带来压力。过去,业者只要提防同行业竞争;在未来,产业互跨、互抢客户将成常态。

      1.3 数字融合规制政策的演进

      在对政府的规制政策进行分析之前,必须先了解规制1.0、规制2.0到规制3.0的演进历程[2]。

      (1)规制1.0—从独占到寡占。20世纪80年代前的电信、甚至媒体多由寡占的市场逻辑所主导,这是规制1.0。那曼电信1.0(Noam Telecom 1.0)[3]为传统的独占系统,由国家拥有,也严格受到管制,技术上属铜轴类比的网络,文化上由工程师与官僚所主导,这种现象维持了差不多一个世纪。在规制系统上要与独占者合作,整个社会方能享有服务,欧美等国电信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均是如此。而规制的主要概念为公共事业,就如同水电等基础服务,重点在于“全民共有”,且国家的角色至关重要。规制如同公共交通运输一般的共同载具(common carrier)的思考影响该领域超过半个世纪。

      (2)规制2.0—去管制竞争机制。20世纪80年代后,由于第一代电信系统转换成更开放的体系可以相对自由进入市场,一般认为既有业者私有化、民营化提升的创新进入了电信2.0(Telecom2.0),对应的是规制2.0,此时的核心概念为竞争,竞争导致创新与解除规制;在科技上,光纤及高速的无线接入网络就是重点,上网速度不断提升。在1996年美国颁布《电信法》时,就已经清楚表明鼓励竞争,但此时对使用者保护不足,遭到非议批评。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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